My Rhyme

变换队形是持续前进的方法之一。我想起很多之前的集体旅行，团队中的每个人都在行进中化成一个角色，像戏剧中的角色那样，具备鲜亮的、特定的色彩。这种色彩在旅行结束之后就融化到社会里消失不见，如同戏剧落幕之后，情节和情绪都被散场的人群带走，演员则走到了剧场外的马路上。 Atelier是上山时候主要的领队人，ivan则殿后压阵。有时候我走在Joanna前面，有时候Joanna走在我前面。我们忍不住要说很多话，“这块石头当心”“可以从这里走”“来得及来得及”“快了快了”之类的。快到山顶的时候，Atelier把第一个登顶的殊荣让给了我。幸好山顶留了一点点残雪，给我们的登顶增加了悲壮的气氛。Atelier取出相机，我们横拍竖拍，在标志顶峰的十字架边用各种姿态在数码屏幕上显示自己形象。Joanna总说“随便给我揿一张。”但张张都神采飞扬。我们能看到远处的其他峰，在云雾稍微散开的空隙。 我们在山顶休息折腾了半天，直到身体逐渐冷却。别的登山者到了顶峰，叫ivan“随便给他揿一张”就下去了；或者环视一圈就下去了，丝毫没有留恋。小山鹰，或者是隼，在石头上盘旋，停下。他们好像只在山顶活动，因为路上并没有见到过。天空是那样苍茫，我们是那样劳累，但他们却如此灵巧，灵巧而且平和。我们的兴奋就更显得大惊小怪。他们飞一圈回来，看我们还在原地，眷恋着登高的兴致，不知做什么感想。 下山的路是漫长的。主要队形是由ivan领队，我跟在ivan后面，atelier殿后。主要方法是臀降。有一张照片是ivan回头拍我和Joanna，一个穿蓝色外套，一个穿大红外套，动作就像两个美少女战士，又像机器人。其实我们是很小心。我之所以要走在Joanna前面因为路是如此不明显，ivan又总是离开我们有一点距离，我希望自己能给Joanna留下脚步的指引，通过这样来增强我的责任感和勇气。 我们顺着山脊下山，除了那条山脊，周围应该是万丈悬崖。有的地方大概只有半米宽，好在浮云都在山脊边上，掩盖了深渊的形象。下山的道路特别无常，比上山的路更没规律。ivan总是走在很前面，因为他必须找到下一个红点。“看到了”，他会喊。 有一次我们要绕过一块悬崖边的大石头，那里安装了一根铁索。我们就要慢慢地拉着铁索挪动。我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手臂是否发挥了作用，自己的脚又发挥了什么作用。我也不知道自己的力量分配到了哪里，只觉得自己在做一件放在平常是不可能的事情。

不知道谁被一块遥远的路牌吸引，我们都跟着爬上，也陷入了一片碎石坡。我第一次看到了冰川，很小一片，耷拉在山坡上。我们奋力爬到指路牌边上，一对中年德国夫妇正在他们下山的路上休息。他们打量了一下我们，诚恳地劝我们回去，说我们这样的装备是上不去的，而且会出危险。 我们自知装备不强，但毫不知道和现实要求的差距。我和Ivan穿了前一天在Rotenburg买的登山鞋，但不是专业的，只是能保证防滑而已。我们两个和Joanna都穿着牛仔裤，而Atelier穿了一条短裤，他说登山要穿短裤的，后来他就被刮伤了。但是他的鞋子是一双普通的运动鞋，虽然相对于Joanna的那双夏日款的休闲Nike而言已经很安全了。Joanna一天都在控制重心中攀爬，一边说：“这下要死了。”她不断打滑的Nike和这句“誓死要和死亡抗争”话给我自己的一路增加了很多安全感。 这对好心夫妇的话经过Atelier的翻译和转述之后，传到我们耳朵里就轻薄了许多。要我们在这里放弃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是来爬山的，虽然登顶这样的话没有人说出口过，但也没有人怀疑过。这就是四个人爬山和一个人、两个人爬山的区别。大家对彼此决心的估计都是高的，基于这种估计，就不会有人想耽误整体。 可是我们发现我们不能动弹。这个坡度仿佛要60度的碎石坡只能叫人鞋底打滑，跨一步退半步，根本无法上升。我们发现我们偏离了正常的路线，需要向右移动到旁边的路上去才能继续向上。这是我在整个旅途中感到最恐怖的时刻。虽然很难想象这么一直僵持在坡上的人生啊未来啊，但我同样无法想象自己还能移动。ivan能给我技术上的指点，譬如人不要趴下，要站起来，“你看，我就可以站起来”。还有，要习惯脚底的打滑，相信可以在打滑中移动。可是我很难被说服去尝试。有一度，Atelier擅自爬到一块大石头上，发现没有出路，但一只脚找不到了下降的支点。我看到他的腿在发抖，ivan挪过去，用手托住他的后脚跟，他才降落了下来。他后来回忆说这真是他最惊现的时刻。 我能走出困境也是通过ivan帮我托住脚后跟的。这主要是心理上帮助，好像慢慢地才又相信了一些“可以”。而Joanna在这个烂坡上镇静、独立的表现令我十分佩服。我们的脚只是属于我们自己，不属于别人，也无法用别人的脚或者手来替代。在那样的条件下，我们之间只能用语言和表情来联系。人的孤独是真实的，无论谁对自己疏忽了，坠落了，其他的人恐怕只能注视。但是语言中

我在缆车站挑了一条绿色的方巾，上面印了白色花瓣和嫩黄花蕊的雪绒花。在2000米的高度，方巾的价格居然和山脚，和慕尼黑的市价差不多，这更加增添了我的喜爱。我把它围在脖子上，四个人就上路了。 雪绒花会增加我的勇气么？可是我很快就把脖子给忘了。我对山的预期是土，不是石头。从长江中下游平原出来的小孩对山的见识仅限于一两百米的土包。我从没有到过这样的海拔，也不知道山高到一定的程度，材料就会不同。以前地理书上说过什么雪线呀，梯级分布的植被啊，都是说说背背的，完全没有想过真的会面临这样的局面，真的就踩在这样的石头路上向上走，后来是爬。 而且，边上一米就是悬崖。我没有恐高症，但难道山路不应该有石梯和栏杆么？连一点关于安全的暗示都没有么？而周围的德国人都像度假一样，带着小孩活蹦乱跳的，像在郊野公园。我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看待自己的行为，是历险，是运动，还是娱乐，或者完全就是无备而来的出洋相。周围人的行为让我很汗颜，觉得自己目光短浅，胆小如鼠，四肢乏力，在一座普通的、已经被开发了很久的、德国人随便玩玩的山上两腿发抖。 我花了一点时间才习惯了自己身处的自然环境，虽然心情很不堪，但在嘻嘻哈哈的德国小孩面前还是要有一点青年人的样子。这样慢慢地，步伐好像就可以跨得大一点了。我们在一段平缓的路上走着，走着，看到一块纪念牌。我们叫Atelier凑过去看看上面写了啥。他回来报告说，1968年某个雨天两个登山的人在这里被雷击中身亡。我们面面相觑，继续上路。 抵达山顶的路有两条，一条是沿着山脊的绕行，另一条是垂直上升。Atelier介绍说，前者难度较低（也只是相对而言），但时间较长，后者难度较高，需要专门的攀岩设备以及保护装置。说着，来了两个穿牛仔裤T恤衫的中年男人，背了两个小包问我们，哪条路比较近。Atelier把情况告诉了他们。他们毫不犹豫地就走向了垂直的近路。我们再次面面相觑，继续上路。 我们走得很慢，因为Joanna有过在地质实习时摔下碎石山的经历，而Atelier也在滑雪时和雪一起滑落过，而我呢，从来都没有上去过，自然也没有坠落过，所以更害怕。 走着，走着，走路这件事情变了意味，因为“路”的定义发生了变化。在城市里，路是白花花的水门汀；在乡村，路是一条黑泥土。那都是有边界的狭长区域。而在Alpspitze，路是石头堆叠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形状。这山上本来没有路，爬得人多了就爬出了路来。但是人

Atelier一直认为我要担当起写Alpspitze的责任，而且应该尽快把那一整天和一座山峰的斗争写出来。一年半之后，我每次想起那年八月我们四个人在Alpspitz的经历就发现，可以说的越来越少。 少的不是细节。时间没有磨损细节，而是凝练了感触。不是当时的感触，而是现在的。不是攀爬的每一步都值得记住。但我每次回想起的那天温度，心脏的跳动，岩壁上的红点，还有石块摸上去的感觉，乃至我回来后对朋友的激情叙述，都越来越舒展，越来越柔软。像一个受到刺激而抱作一团的刺球逐渐摊平，可以抚摸。 时过境迁并完全松弛之后还把那天抓得那么稳，一定是有某种心态作祟。ivan认为是我自鸣得意。 攀登德国境内第二高峰Alpspitze的决定属于Atelier一个人。我们怀抱着他了解情况的信心上路之前，他给我们用上海方法炒了一个香脆可口的刀豆，给我们准备了美年达来补充体力，送给ivan一件他穿不下的毛衣，并给我背了一件红色外套。行游到瑞士的Joanna特地赶来加入我们。她是一个能狠下心来做事的女孩，枝节问题和一般的困难都不会引起她任何心理反应。既然有了这样的班底，我们上路的时候当然毫无忧愁。 缆车把我们送到了2000米的高度。一时间我有了一种作为游客的愉悦。森林和草地在我们的脚下轻松掠过，我拿了Atelier的高级照相机在拥挤的缆车里拍了几张。一种周末家庭聚会的气氛充实着缆车，摇摇晃晃。 我们知道我们要攀登的虽然不是最高峰，但是最高峰Zugspitze就近在咫尺，而且峰形丑陋，不是我们的峰所可以比拟的。再者，往远处眺望一下奥地利的诸座阿尔卑斯山峰，几乎都比这座德国第一峰要高，可见我们对山峰有超过高度本身的追求。（待续） 搭乘缆车上山的时候，心情爽朗。Photo by Joanna, 2005-8-17。

我们在大门口逡巡。透过一条缝可以望见绿色的电梯，电梯门开着，里面站着一个穿黑大衣的中年女人。 一个老头终于要开门进去。“你们要看什么？已经没东西可以看了。别人住在里面。哎呀，有什么好看的……”他说着就开了大门，说着我们就钻了进去。他一定已经和很多这样在门口逡巡的人讲过这个话了，怎么就是没人听呢。 公寓的大堂不很宽敞。我们躲着电梯，爬向左边的楼梯。电梯门关了，黑衣女人和老头上去了。这个六层的公寓，楼梯不很宽敞却好转弯，爬得有点喘气。你说，她以前一定在这楼梯上走过吧？瘦瘦地轻轻地上楼，是迅速地，急切地，堵了气地，还是得意的呢？手里拿着杂志么？提着给姑姑买的臭豆腐么？或者，她只是贪图坐电梯吧，开电梯的人老给她送牛奶和报纸吧？ 一个楼梯只有两户人家，想必里面一定是大房子。走到半层楼的时候，能看到走廊边上的阳台。但那一定不是她斜依着听电车的地方。她的阳台应该是朝着赫德路的，就像我们在公寓底下看到的那样，白色的那么一勾，窄窄长长。而现在，那阳台对着一片拆空的工地，身后则是一座玻璃巨楼，紧贴着长起。 我们爬到三楼的时候，电梯也刚到三楼。老头和黑衣女人说着水电费的事情，就出来了。那60号房间，在最最上头，缩小的阳台，高高的房顶，人家的25岁，我的25岁。黑色的大门紧锁，门外是一个低着头的红色水喉。 电梯里的黑衣女人见到我们便笑了。“什么都没看到吧？这个房子解放后分配给老干部了，后来么当然自己产权买下来。现在这户人家已经到美国去了，房子空关着呢，不能进去了。”她反复摩挲着手里那只暖杯，眼神温和，皮肤白皙，长发披肩。那么端庄的女人，捧着暖杯开电梯。 出了电梯，我跑到红色木头的信箱那儿，指着最底层中间的一个信格说：“看呀，就是这个，60号。”用手指一点，薄灰上露出一个指印。女人也从电梯里走出来，站在楼梯上看着我们：“还有51号，她也住过的。” 她在51号住了两年，伦敦大学的梦因为战乱破灭后，她就去了香港，港大没读完，又回来了这里，改住到顶楼的60号，那是1942年，一呆又是五年，是她留给这座城市，也是这座城市留给她的最后的五年。 “51号那间房间里面住的老太已经90岁了，是个医生。他们家当初也是用金条把这个房子顶下来的。她先生说过，这幢公寓以前叫爱丁顿公寓，意大利人设计的。外面的纪念牌都写错了。”是呢，Eddington House，叫“爱林顿”是差了点。 “很多人来看，香港的，台湾的

心情纷乱。虽说是简约的风格，且购物氛围里并没有麦当劳式的嚣张（ivan今天中午以前还认为宜家来自芬兰），但充裕选择所带来的新鲜感却不能维持很久。我很快就被一排排的沙发，床垫，书橱，模拟的客厅，卧室，餐厅，堆积如山的起子，盘子和塑料餐盒，以及新上市的抽象派装饰画给呛得游不上岸了。 按理来说对自己的居住环境稍作调整是能舒缓情绪的。一来，可能是我缺乏一个星期内连续去两次超大型购物场所的承受力。再者，也可能是因为宜家终于只是宜家，无论它的设计如何间或地机灵一下，也只能是被北欧的审美趣味牢牢框住。这个两层楼的大仓库并不是一个鼓励多元生活方式的地方，他们只是在推销他们界定的一种生活。如果说几年前它确实能开启心智，那么今天它还是单调了。这笔生意的成功核心仍然在于它的营销策略，它对人心的把握，对自己特定审美的自信，而且设计者成功地把自己的设计推广到了人人都能承受的水平，给家具的“设计”一个前所未有的资本厚度。而背后作为支撑的当然是大批量的生产。 独特的设计和大批量的生产之间是正相关还是负相关呢？十万件一模一样的马头雕塑摆放在十万户互不相识的家庭客厅里——这个场景只有上帝和宜家的老板看得到。可是你看，我还是买了不少框架啊架子啊什么的。某天一定会有人在我房间指着某个方向说：啊，这个是宜家的吧！然后我就被断定是某种人了。 图：IKEA2007年的产品图录。不知道第几个储物盒能拯救我生活的无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