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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pspitze: 2000-2628(一)


Atelier一直认为我要担当起写Alpspitze的责任,而且应该尽快把那一整天和一座山峰的斗争写出来。一年半之后,我每次想起那年八月我们四个人在Alpspitz的经历就发现,可以说的越来越少。

少的不是细节。时间没有磨损细节,而是凝练了感触。不是当时的感触,而是现在的。不是攀爬的每一步都值得记住。但我每次回想起的那天温度,心脏的跳动,岩壁上的红点,还有石块摸上去的感觉,乃至我回来后对朋友的激情叙述,都越来越舒展,越来越柔软。像一个受到刺激而抱作一团的刺球逐渐摊平,可以抚摸。

时过境迁并完全松弛之后还把那天抓得那么稳,一定是有某种心态作祟。ivan认为是我自鸣得意。

攀登德国境内第二高峰Alpspitze的决定属于Atelier一个人。我们怀抱着他了解情况的信心上路之前,他给我们用上海方法炒了一个香脆可口的刀豆,给我们准备了美年达来补充体力,送给ivan一件他穿不下的毛衣,并给我背了一件红色外套。行游到瑞士的Joanna特地赶来加入我们。她是一个能狠下心来做事的女孩,枝节问题和一般的困难都不会引起她任何心理反应。既然有了这样的班底,我们上路的时候当然毫无忧愁。

缆车把我们送到了2000米的高度。一时间我有了一种作为游客的愉悦。森林和草地在我们的脚下轻松掠过,我拿了Atelier的高级照相机在拥挤的缆车里拍了几张。一种周末家庭聚会的气氛充实着缆车,摇摇晃晃。

我们知道我们要攀登的虽然不是最高峰,但是最高峰Zugspitze就近在咫尺,而且峰形丑陋,不是我们的峰所可以比拟的。再者,往远处眺望一下奥地利的诸座阿尔卑斯山峰,几乎都比这座德国第一峰要高,可见我们对山峰有超过高度本身的追求。(待续)

搭乘缆车上山的时候,心情爽朗。Photo by Joanna, 2005-8-17。

Comments

Liangcheng Z. said…
good to know your computer is still OK.

期待后文!
Rhyme said…
就是每次开机的时候都问我要不要运行某程序。看起来是小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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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pspitze:2000 - 2628(三)

不知道谁被一块遥远的路牌吸引,我们都跟着爬上,也陷入了一片碎石坡。我第一次看到了冰川,很小一片,耷拉在山坡上。我们奋力爬到指路牌边上,一对中年德国夫妇正在他们下山的路上休息。他们打量了一下我们,诚恳地劝我们回去,说我们这样的装备是上不去的,而且会出危险。 我们自知装备不强,但毫不知道和现实要求的差距。我和Ivan穿了前一天在Rotenburg买的登山鞋,但不是专业的,只是能保证防滑而已。我们两个和Joanna都穿着牛仔裤,而Atelier穿了一条短裤,他说登山要穿短裤的,后来他就被刮伤了。但是他的鞋子是一双普通的运动鞋,虽然相对于Joanna的那双夏日款的休闲Nike而言已经很安全了。Joanna一天都在控制重心中攀爬,一边说:“这下要死了。”她不断打滑的Nike和这句“誓死要和死亡抗争”话给我自己的一路增加了很多安全感。 这对好心夫妇的话经过Atelier的翻译和转述之后,传到我们耳朵里就轻薄了许多。要我们在这里放弃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是来爬山的,虽然登顶这样的话没有人说出口过,但也没有人怀疑过。这就是四个人爬山和一个人、两个人爬山的区别。大家对彼此决心的估计都是高的,基于这种估计,就不会有人想耽误整体。 可是我们发现我们不能动弹。这个坡度仿佛要60度的碎石坡只能叫人鞋底打滑,跨一步退半步,根本无法上升。我们发现我们偏离了正常的路线,需要向右移动到旁边的路上去才能继续向上。这是我在整个旅途中感到最恐怖的时刻。虽然很难想象这么一直僵持在坡上的人生啊未来啊,但我同样无法想象自己还能移动。ivan能给我技术上的指点,譬如人不要趴下,要站起来,“你看,我就可以站起来”。还有,要习惯脚底的打滑,相信可以在打滑中移动。可是我很难被说服去尝试。有一度,Atelier擅自爬到一块大石头上,发现没有出路,但一只脚找不到了下降的支点。我看到他的腿在发抖,ivan挪过去,用手托住他的后脚跟,他才降落了下来。他后来回忆说这真是他最惊现的时刻。 我能走出困境也是通过ivan帮我托住脚后跟的。这主要是心理上帮助,好像慢慢地才又相信了一些“可以”。而Joanna在这个烂坡上镇静、独立的表现令我十分佩服。我们的脚只是属于我们自己,不属于别人,也无法用别人的脚或者手来替代。在那样的条件下,我们之间只能用语言和表情来联系。人的孤独是真实的,无论谁对自己疏忽了,坠落了,其他的人恐怕只能注视。但是语言中...

Alpspitze:2000-2628(二)

我在缆车站挑了一条绿色的方巾,上面印了白色花瓣和嫩黄花蕊的雪绒花。在2000米的高度,方巾的价格居然和山脚,和慕尼黑的市价差不多,这更加增添了我的喜爱。我把它围在脖子上,四个人就上路了。 雪绒花会增加我的勇气么?可是我很快就把脖子给忘了。我对山的预期是土,不是石头。从长江中下游平原出来的小孩对山的见识仅限于一两百米的土包。我从没有到过这样的海拔,也不知道山高到一定的程度,材料就会不同。以前地理书上说过什么雪线呀,梯级分布的植被啊,都是说说背背的,完全没有想过真的会面临这样的局面,真的就踩在这样的石头路上向上走,后来是爬。 而且,边上一米就是悬崖。我没有恐高症,但难道山路不应该有石梯和栏杆么?连一点关于安全的暗示都没有么?而周围的德国人都像度假一样,带着小孩活蹦乱跳的,像在郊野公园。我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看待自己的行为,是历险,是运动,还是娱乐,或者完全就是无备而来的出洋相。周围人的行为让我很汗颜,觉得自己目光短浅,胆小如鼠,四肢乏力,在一座普通的、已经被开发了很久的、德国人随便玩玩的山上两腿发抖。 我花了一点时间才习惯了自己身处的自然环境,虽然心情很不堪,但在嘻嘻哈哈的德国小孩面前还是要有一点青年人的样子。这样慢慢地,步伐好像就可以跨得大一点了。我们在一段平缓的路上走着,走着,看到一块纪念牌。我们叫Atelier凑过去看看上面写了啥。他回来报告说,1968年某个雨天两个登山的人在这里被雷击中身亡。我们面面相觑,继续上路。 抵达山顶的路有两条,一条是沿着山脊的绕行,另一条是垂直上升。Atelier介绍说,前者难度较低(也只是相对而言),但时间较长,后者难度较高,需要专门的攀岩设备以及保护装置。说着,来了两个穿牛仔裤T恤衫的中年男人,背了两个小包问我们,哪条路比较近。Atelier把情况告诉了他们。他们毫不犹豫地就走向了垂直的近路。我们再次面面相觑,继续上路。 我们走得很慢,因为Joanna有过在地质实习时摔下碎石山的经历,而Atelier也在滑雪时和雪一起滑落过,而我呢,从来都没有上去过,自然也没有坠落过,所以更害怕。 走着,走着,走路这件事情变了意味,因为“路”的定义发生了变化。在城市里,路是白花花的水门汀;在乡村,路是一条黑泥土。那都是有边界的狭长区域。而在Alpspitze,路是石头堆叠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形状。这山上本来没有路,爬得人多了就爬出了路来。但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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