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缆车站挑了一条绿色的方巾，上面印了白色花瓣和嫩黄花蕊的雪绒花。在2000米的高度，方巾的价格居然和山脚，和慕尼黑的市价差不多，这更加增添了我的喜爱。我把它围在脖子上，四个人就上路了。 雪绒花会增加我的勇气么？可是我很快就把脖子给忘了。我对山的预期是土，不是石头。从长江中下游平原出来的小孩对山的见识仅限于一两百米的土包。我从没有到过这样的海拔，也不知道山高到一定的程度，材料就会不同。以前地理书上说过什么雪线呀，梯级分布的植被啊，都是说说背背的，完全没有想过真的会面临这样的局面，真的就踩在这样的石头路上向上走，后来是爬。
而且，边上一米就是悬崖。我没有恐高症，但难道山路不应该有石梯和栏杆么？连一点关于安全的暗示都没有么？而周围的德国人都像度假一样，带着小孩活蹦乱跳的，像在郊野公园。我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看待自己的行为，是历险，是运动，还是娱乐，或者完全就是无备而来的出洋相。周围人的行为让我很汗颜，觉得自己目光短浅，胆小如鼠，四肢乏力，在一座普通的、已经被开发了很久的、德国人随便玩玩的山上两腿发抖。
我花了一点时间才习惯了自己身处的自然环境，虽然心情很不堪，但在嘻嘻哈哈的德国小孩面前还是要有一点青年人的样子。这样慢慢地，步伐好像就可以跨得大一点了。我们在一段平缓的路上走着，走着，看到一块纪念牌。我们叫Atelier凑过去看看上面写了啥。他回来报告说，1968年某个雨天两个登山的人在这里被雷击中身亡。我们面面相觑，继续上路。
抵达山顶的路有两条，一条是沿着山脊的绕行，另一条是垂直上升。Atelier介绍说，前者难度较低（也只是相对而言），但时间较长，后者难度较高，需要专门的攀岩设备以及保护装置。说着，来了两个穿牛仔裤T恤衫的中年男人，背了两个小包问我们，哪条路比较近。Atelier把情况告诉了他们。他们毫不犹豫地就走向了垂直的近路。我们再次面面相觑，继续上路。
我们走得很慢，因为Joanna有过在地质实习时摔下碎石山的经历，而Atelier也在滑雪时和雪一起滑落过，而我呢，从来都没有上去过，自然也没有坠落过，所以更害怕。
走着，走着，走路这件事情变了意味，因为“路”的定义发生了变化。在城市里，路是白花花的水门汀；在乡村，路是一条黑泥土。那都是有边界的狭长区域。而在Alpspitze，路是石头堆叠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形状。这山上本来没有路，爬得人多了就爬出了路来。但是人们并不去改变山的面貌，给路整出一条人们脑中的样子，像黄山的路那样，石阶嵌成了山的一部分。相反，他们要让山自己去告诉每一个后来攀登的人，让人们自己去发现这个关于路的定义。他们只是用油漆在山壁上涂上红点，一个大意，像是高人的点拨，叫你在关键的地方不要走上绝路。他们也在知道你上去有难度的地方建了铁梯子，像公园里冒险者乐园之类的东西，只是真的贴在两千多米悬崖边上。或者给你一个能拉的铁索，借个力，缓解一下情绪。
而神奇的是，一个爬山的人，只要慢慢地爬，继续地爬，就能从各种形状的石头中，从一片混乱中看出“路”来。山路不是什么具体路，只是一种抵达高处的可能。摸摸这块石头，看看那块石头，动一动，就会慢慢知道它的承受力和稳定性，知道你是否可以把身体的重量部分地交给它。（待续）
照片：Joanna总是能够随时在镜头面前展现出她的从容。注意看她身前的救命红点。Photo by Atelier, 2005-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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