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y Rhyme

我在香港的两年多，不得不目睹了“自由行”给这座城市带来的新风气。 柜台前总有一个高挑的女人在结帐，柜上摆了四、五十件Zara或MNG。这次是这个女人，下次是那个女人，相同的是那堆成山的名牌，那气宇眉间的华丽，还有姿色上的丰满，那是连金钟中环的香港女人也撑不出的气息。这些自由行的大陆女人很少言语，取代前两年张扬的是如今的优雅。而柜台对面的店员一律地客气，深谙自己服务的本分。 前两年，我能在地铁听到一个男人对女人大声说：“那双鞋买了多好，也就一千多。”那是福建普通话，还是浙江普通话呢，总之我为他们的豪迈惊奇很一会儿。现在，这种消费水平可能都说不出口了吧，如果是用普通话。自由行，现在的香港恐怕是离不了你了。纵然大陆游客上厕所不文明，有乱丢垃圾的习惯，也酷爱就地蹲着，可香港毕竟没有因为他们而世风日下，但是一个一个的IPO是真的都来了。 对于只把香港当作消费场的大陆人来说，这座城市其实是越来越看不上眼了。如果不是大陆奢侈品含了100％以上的关税，如果不是上海的迪斯尼还没造好，如果不是对这里还存有幻想，他们来香港是为了什么呢？为了被导游抛到马路当中因为他们不肯去指定的地方消费么？ 他们说，香港也不过如此。这些人原先对香港所抱的期望，在他们自己生活的地方天翻地覆之后，恐怕被香港本身扫了兴吧。他们会怀念香港人的谦和礼貌么？他们会怀念这里几乎听不见的汽车喇叭吗？他们会怀念这里的汽车对行人的尊重么？他们会怀念这里服务人员无与伦比的周全么？他们知道这里上网没有警察，报纸除了八卦也很政治么？他们能感受到公务员的廉洁和法制的充分和公允么？ 他们会说，香港也没有什么。我看看我们那儿也一样好。他们会说，香港人以前不喜欢大陆人，现在，看在自由行的份上，终于希望我们多来消费，态度也终于改好了。哼哼。什么叫成长中的经济大国，什么叫前殖民地，很有分晓了吧。 好事者如我，总替港人不甘。是什么原因让他们活得如此谦卑，如此朴素？他们根本不像维港的夜景，更不像中环的建筑、尖东的名店。他们根本没有活在这些闪烁的成熟资本主义世界向北方的祖国人民所昭示的愿景中。他们低调，客气，不懂炫耀，甚至害怕任何炫耀情绪的流露。他们肯在很几百尺（几十平米）的空间里周旋到老，他们抱怨却不做非分之想。在这个价值高度单元的社会里，中国南方人的诚实和资本主义要求的敬业紧密结合在一起，生出了这个世人看了无比热闹的都市，夜夜闪耀着的却是当今中

在香港找工作的时候老有人问我：怎么不去凤凰试试？对我提这个问题的人中有一些是关心我这个大陆人的朋友，还有一些是面试我的人，譬如高级和通俗出版社的负责人。他们觉得我不去凤凰，也该去TVB，但就是不该找他们。 这是不是一种婉约的拒绝我已经不感兴趣。如果有时间，我会当场很诚恳地粗略讲述一遍大二时候的故事。如果没有时间，我就只好说：我已经不喜欢电视了。 听上去好像不是本雅明过，至少也该文化研究过似的。其实冤枉。不是电视节目的质量叫我愤懑——如果我愤懑，没准还很乐于投身去改天换地之类的，而是电视本身，或者说电视新闻中流动的图像给了我太大的刺激。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文化是可以专门研究的呢。 那个时候是大二暑假，所谓新闻系的小实习时间。（最近回去系里老师问我，是否觉得应该增加实习时间，我竟一时没了主意。）我在电视台一档新的新闻栏目工作，每天的主要任务是校对字幕。因为上海媒体从来不便也不敢发布对于本地进行批评报道，所以节目的生存之本就是努力揭露外地的惨剧和短处。所以我每天黄昏都是在饥肠辘辘的情况下，在努力分辨陕西山西湖南河北的口音中度过，不失乐趣。 才刚开始实习的一天，我字幕工作结束以后回到家，发现父母正在收看我刚刚校好的节目。我看到我们办公室的主播甜甜的脸和胸部以上的截图。她在报道农村生活不幸或者矿工遇难之类的事情时显示出了悲悯和气愤，我父母也喜欢她。这同她在办公室里走向化妆间的摇曳感，和给亿万富翁的老公电话商量晚上在哪个海鲜馆吃什么的娇嫩感，都没联系。伴随着她的悲悯和气愤，悲惨的故事就出现了，伴随着外地口音，农村拖拉机，还有我努力校对准确的字幕。 一种强烈的感觉是：这在我家客厅电视机里播放的，不是我在电视台里校对的那期节目。那么进而言之，更不会是记者在一线采访到的那些图像资料，更不可能会是事件被当事人讲述时候的那个情况，更不用说实事本身的模样。一连串的，串到一起的，让主持人带动观众悲悯和气愤的那个东西，被环环相扣的表达所消耗，最后剩下音乐，图像，现场声，字幕和作为逻辑的画外音。 我想对我爸妈说，“这不是我原来看到的那个。”但我又没有足够抓得牢的凭据去证明。只好想，要论什么虚拟真实（Virtual Reality），电视才是最大的赢家，网络又算什么？香港有线电视的新闻主播们为什么要为自己在地铁里做广告？如果他们没有在表演的话。 这件戏剧性不足的事情奠定了我对电视新闻的态度。我相信电

我在小学四年级的一篇作文里写道，每天去上学的短短几百米的路上，总要留心地上的痰，不知道什么时候这种情况才会变好。 十几年后，上海依旧是一座需要时刻堤防别人口腔子弹的城市。 ivan每次走在路上听到有清理嗓门的声音就要四下勘查，判断下一颗子弹会从哪里发射出来，这需要非常迅捷的灵敏的反应，也需要一点运气。有一次，子弹在他身边移动着的车窗里射出，勉强擦过了他的头顶。 清理嗓门在我们的文化中大概是有深远而丰富的含义的。表示权威，表示思考，表示即将表达意见，表示不满等等。人人都有清理嗓门的权力，更有产生口腔物质的权力。尤其在这个人们不惜费劲地购买外地牌照来添置私家车的城市，汽车尾气带来的口腔不爽更是天经地义。 但为什么一定要以喷射的形式大力弹出口腔呢？这才是叫人纳闷的事情。可能是对自由的一种行使吧，在这个每个人能控制的事情很有限的时代。这个效果大概可以相当于喊一声“呸”，或者“他妈的”。我猜测总有一些情绪在里面的。虽然本质上来讲，这是一种很简单的习惯，支撑在后面的是长久以来对于公共领域的不 care。如此，文明人和不文明人的区别在于吐了痰以后是否会拿鞋子在上面蹭两下。 很想知道古人是怎么处理吐痰这件事情的。不说古人吧，就在我小时候，上海的垃圾箱有一种特殊的结构，一边是放置垃圾的，另一边连接着一个踩踏机关，踩下去就可以打开一个痰盂。其实这种公共痰盂的外观很让人难以接受，而且痰还会扩散到铁皮外壳周围。但是当时确实有人特意踩下踏板，把痰吐到公共痰盂里面去的。很快这种机关就不见了。当时没有纸巾这种玩意，幼儿园老师提倡小孩把痰和鼻涕之类都处理到手绢里然后包起来。但是包起来以后藏在身上还是一件大人不太会接受的事情吧。 对于不要在公共场所吐痰这件事情，上海一直在宣传，宣传了几十年总是有的了。 以前说，随地吐痰会传播肺结核。后来我像长辈求证，得知只有患了肺结核病的人的痰，蒸发以后才可能传播结核病。即便这件事情和健康的关系不那么大，怎么劝服人们不去随地吐痰呢？ 事情总是在进展。 Shanghai Daily 前天的一篇报道说，最近一次对上海随机抽取的70个公共场所的调查显示，每30分钟的吐痰次数已经从原来的164次，下降到了46次——也就是说从平均每分钟有五六口痰被随地吐出，下降到了每分钟一口多。情况维持不变的是司机，尤其是出租车司机的随意吐痰量。 有鉴于此，健康推广部门决定向45000位出租

起初我也算是个跑得快的人。除了背的唐诗、成语，半途而废的电子琴，跟着收音机读的函授英语，还有被不断朗读出来的作文以外，我尤其喜欢插嘴。就是在老师开口之前，把她犹豫半天又讲不出口的词儿抢先说出来。我记得有一次，我喊出的词是“笼统”，那还是小学二三年级。我喜欢猜测老师要说的词，这算什么爱好呢？还喜欢因此而沾沾自喜。因为后来我偷听到老师对我爸说：“她确实总能找到那个确切的词。有时候我自己在说话的时候都还没找到，她就找到了。” 但是这些充其量只能算是“早知”，连“早慧”都称不上。因为我知道我小学唯一被测过智商的一次，分数是100，非常平庸。所以我没有超过其他人的“慧”，可能有些时候突然悟到一些什么，也是因为比别人知道得早了一点，多了一点而已。这些是知识上的累积，和聪慧的关系很有限。即便是像语文这样的东西，我喜好的是夸夸其谈，尤其是在讨论问题时争取到最后一个发言。我总是听别的同学各种观点说得差不多了，就把他们的观点总结起来，带出一个自己的评价。这种取巧的做法导致我发言之后，别人也没什么好多说的，就自然成了“最后的发言”，搞得有些偏科男生很景仰，我也一度以为自己思想很全面。其实这只是含有大量计谋和虚荣成分的“自我感觉良好”罢了。不过写blog的行为也很可能是那种危险心态的延续。 小学的时候有一个规定要观摩的催泪电影叫《烛光里的微笑》。写乡村女教师的故事已经不会有比这个更打动人的了。里面有一场对话，把“早起锻炼”说成“早恋”，同学间用这个隐讳的说法来隐射和调侃。我想到，诸如家境贫困、父母不和又不离婚、父母离婚、婆媳关系紧张等等都可以成为一个孩子早熟的契机，但我也看到很多相似的情况下，那同学只是沉默了，却未必成熟了。 那么早恋能引向早熟么？恐怕是能的。或许我可以被指责为，自己过了早恋的年龄而给早恋赋予浪漫主义理想主义的不负责任的色彩吧。不过早恋真是会把一些很久以后才会提出的问题，放到了更早的时候来考虑。虽然说如果碰到一个很幼稚的恋爱对象，能进步的方面就很有限，但是毕竟人和人之间的交往能够达到那样的深度，对那个寂寞的年龄的人来说是很罕见的了解自己和他人的机会。《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里的张震为什么杀了他心爱的女孩子呢？难道说，如果他更成熟，他就不会如此绝望么？ 早熟有什么好处？成熟又有什么好处？成熟是线性的么？是可以比较的么？譬如说他比你成熟，她比他成熟。这样的话，超过一定的年龄还有意

从抽屉里翻出一个透明的盒子，里面装了一堆2003年初我在香港探亲时收集起来的零碎玩意。有意思。我当时做了些什么？看到了什么？又认为什么是香港的，什么是值得留存的呢？ 一张上海航空从上海飞深圳的机票。2003年1月16日。我从深圳机场坐大巴到华联大厦，路上还有边防警察上来检查各位的通行证，因为这是“边境”。从华联碰到传说中说你掉了钱的骗子，没有相信。我特意挥手叫了路上行驶的出租车，还和东北司机拉家常，结果还是被吭。现在深圳的司机从东北帮转为湖南帮，边防证这样的东西也应该不用了。 一张奶奶的身份证复印照。那时候还不是智能身份证。我需要奶奶的身份证来证明奶奶是父亲的母亲，这样我作为父亲的女儿才能去“探亲”。没有“自由行”的年代，彼香港不是此香港。 堂弟堂妹的两张小照片。那时候堂弟没有现在那么娇纵，堂妹也没有现在这么懂事。但奶奶真的为他们老了。也为很多其他的人和事情。 在艺术中心的中国美术文物书刊专门店购买的明信片：Parnorama of Hong Kong。四张明信片连成一体，是上世纪初，或者上上世纪末的港岛。被点出的地点和标志性建筑有：Wanchai, Butterfield & Swire's Office, Hong Kong Telephone Office, Millitary Hospital, Hong Kong Club, Queen's Building, St. George's Building, Blake Pier, King's Building, Hotel Mansions, Douglas Buildings, Central Market和Harber Master's Office。想必我亲爱的香港同学也未必对每个名字点头说：哦，想起来了。当时正对老上海的一些事情着迷的我，花了15元买了这张明信片，是怀了怎样的心态呢？ 商务印书馆（将军澳地铁站分馆）的一张收据，上面写了我购买的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以及唐诗三百首，一共134元作为新年礼物送给堂弟堂妹。惊人的是我给了1000元的现金，还有就是他们管Cash Memo叫“现沽单”。现在叫什么？怎么没有印象…… Episode Jessica Studio Colour Eighteen Paradiso的卡片。应该是在置地广场皇后大道附近的

伊伦的卧房里挂了一幅大油画：清末民初的一户家庭，老爷子和老太太端坐椅上，都是旧式的打扮，身边立了穿西装的儿子和有西洋风情的儿媳，前面是两个歪歪站着的小孩。旧时中国家庭合影的风韵确凿，只是儿媳是一个西方女人，两个小孩是穿了海军服的混血儿。“这是我老公一定要买的。”伊伦说。 我就躺在这间卧房里度过了我在澳门的一夜。做客也好，旅行也罢，如果能有幸在一个地方的早晨中醒来，好像就能更理直气壮地说，“××地方，我是去过的！”当晚在澳门伊伦的卧房里，我们甚至还卧谈。 确切地说，伊伦不是我的朋友。她是我爸爸的朋友。我爸爸是班长，她是同学。这个班级是一个夜校班，名字说起来就是“高级口译班”，那还是1997年，大多数人都还不知道“高口”这样东西的时候的上海。后来伊伦就从妇幼保健医院考到澳门航空，澳门－台北，台北－澳门地飞。 “我总是差一口气。”伊伦考中学的时候，差一口气，没有进市重点的复兴，进了区重点的虹口。考大学的时候，又差了一口气，没有进本科，而是进了二医大的医科大专。谈恋爱的时候，几乎都要和恋爱四年的男友结婚了，但终于差了一口气，决定不能忍受他对自己生活的愈来愈强烈的干涉，提出了分手。对方后来一夜酒醉后迫于“形势”而草草结婚，爱或不爱地日渐中产地生活下去，只是偶尔还要在MSN上称她“老婆”。隔了千山万水的，她也不理会了。 差了那么多口气，伊伦大约也决心争气了。她考上澳门航空来澳门之后，认识了她现在的葡萄牙老公。顺便说一句，伊伦是一个真正的上海女人，她是管自己丈夫叫“老公”的，而且用上海话说起来，前面的“老”字，还含了一个下浮以后上扬的顿错感，很有一个上海老婆对家庭的自豪感。在澳门，还是在一个中西合璧的家庭里，听到这样流畅舒心的上海话，难免让人无端产生对于上海人和上海文化放之四海而皆不败的妄想。 结婚到现在已经七八年了。伊伦的老公现在跑到了马来西亚当飞行教练。说起来，他是三十岁才开始学开飞机的，本来稳当的机场工作他不干，要去开飞机。现在居然以当飞行员的教练为业，这非常不符合葡萄牙人普遍懒惰的定律，伊伦对此十分欣慰。 伊伦从小和母亲外婆在山阴路生活，她们相继去世之后，她已经没有什么牵挂，和老公在澳门租的房子，真的成了她的家。这是一座很小的城市，小到难以相信会有一个欧洲国家千里迢迢地在此殖民那么久的时间，还散布了那么多的葡人和葡国文化。虽然香港只是两个小时的气垫船，但真正的澳门生活并不

三次去南京，都是叫人瑟缩的季节。心里和眼中的南京更像北京，而不是上海或者杭州，大概也和这座城市在冬天的气象有关——仿佛北京在江南落寞的映射。 这样说南京有点消沉。其实南京作为都城的气派远在杭州之上，但我深刻怀疑没有什么皇帝在杭州是作了长久的打算的。而南京却总叫人壮志不酬。 我不太热衷相信中国导游的话。他们总在痕迹浅淡的地方阐发，夸大自己所在地域的意义，不惜杜撰——虽然杜撰有时也不无可爱。那个开车的中年女人没能避免一开始就叫我们要“沾沾紫金山财气”之类的话，但因为南京时运不济并不是什么秘密，所以她也并不至于把南京的故事讲得太过绚烂，让人怀疑。赶上浓雾的天气，顺着她脱离驾驶盘的指尖往前看，她所谓的紫金山的“龙脉”若隐若现。 可惜“淮河”变成“秦淮河”，只因秦始皇两千年前的慧眼干预。据说秦始皇巡游至此，在徐福的提醒下，意识到了这个地方的帝王之气对他的帝王之业潜在巨大威胁，当即挥刀斩断了龙脉，保全了他的好事，却毁了日后这座叫建康的城市的风水。六朝故都，皆成短命王朝。 短命王朝或许出不了好皇帝，却出得了好故事。譬如竹林七贤。但是王朝命短，又意味着所有的好故事都会很快地灰飞烟灭，被紧随而来的暴力清算得不留痕迹。南京的建筑遗留下了最丰富的民国风格，雄浑简约，那线条比上海的民国政府机关要强硬有力得多。此外，也有稍许明朝皇家建筑的遗迹（譬如现在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南京博物院”），连同洪秀全风卷残云后的风淡云轻。总统府已算是最近最够得着的历史，但也只能勉强地讲两个很简短的故事，一个叫“太平一统”，一个叫“青天白日”。 走在南京的街上，只觉得这是一座误入南方的北方城市。梧桐在上海是斜依轻摇，修长妖娆；跑到南京，枝干在离开地面只有一米的地方就开始分叉，就像缩短了的腰腿，伸展出来的却是极其粗壮的臂膀，坚实得无法动摇，也不能亲近。这是符合北方审美的树的长相，竟然有了北京桦树的气象。不想说这是一座被边缘化的旧都城的不甘，因为不知道它怎么消受了那些都城时代的“好时光”。 此次在南京的停留相当短暂，除了知道了南京人指路只是比广州人稍微准确一点之外，和当地人的交流仅限于女导游一人。再有，印象深刻的却还是两个士兵。我们从1933年建成的紫金山天文台的一个制高点上下来，迎面走来两个兵，制服是整个冬天没有鲜绿。听说现在天文台的研究活动很少，设施也有军队监管，而且我还看到了“军事禁区”的字样，便在他们

影片刚开始，Ivan警告我：请不要说“这里这里、那里那里”的话。 五分钟后，我还是忍不住说：金城武沿着兰桂坊往下追凶的那一路，于我都是熟悉的。我实在不能指认具体的街道名称，但那上坡下坡，街边的房屋脚手架，红色的出租车，圣诞老人，还有交错着的高架路的俯瞰，含糊中确实构建起了我对一座城市的记忆。我曾试图介入，但又不得。 我离开的时候，伤城的海报还在香港所有地铁里张贴着。12月，我用尽了所有的气力去对这座只能适度亲近的城市进行最后的情感构建。一方面，我是被他拒绝了，另一方面，我也把他拒绝了。教我不能坦然的是什么呢？教我不够真心的又是什么？我在离开他的一个星期之后，在一千多公里之外看他看得那么真切，又是在要什么？ 这种让人想融入又害怕的对象，香港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我想发展同他发展关系，我探出头去，伸出手去，睁开眼睛，也努力吸气。但是我没有跨进去。你怎么知道哪个才是真实的？你怎么知道进去之后还能出来？出来之后你还是你么？这种猥琐的心态，可以解读为一个被思想包袱压迫得沉重的个体对实践的胆怯。 一个星期后，我还在香港。寒冬中的上海，冷得真切，却鲜活得过度。而香港却渐渐提炼了出来，有一种要开始被言说的端倪。这是我能够预见的，就像董桥从不在伦敦说伦敦，偏要回了香港才说伦敦一样。我或可被指责为在一个地方却不珍惜一个地方，待到走了才发掘出了感情，这确实是我的矛盾。我总有一种抑制不了的“想逃”——两年的香港学习如是，两个月的北京实习抑如是。然而除了上海，不再有城市如这两座般令我难忘。而每次，我都走得仓惶。 火车从红勘到大学的一路，我因奶奶在挂电话前一瞬间的哽咽而泪流不止。她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我想：患了老年性痴呆症的她，不知道下次再见还能否再认出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