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y Rhyme

给大家拜年之余，通知大家我郑重搬去一个可能会永恒的新地址。 特别感谢Shyi的精心策划与建设，我的独立博客地址如下： http://my-rhyme.net 继往开来。

变换队形是持续前进的方法之一。我想起很多之前的集体旅行，团队中的每个人都在行进中化成一个角色，像戏剧中的角色那样，具备鲜亮的、特定的色彩。这种色彩在旅行结束之后就融化到社会里消失不见，如同戏剧落幕之后，情节和情绪都被散场的人群带走，演员则走到了剧场外的马路上。 Atelier是上山时候主要的领队人，ivan则殿后压阵。有时候我走在Joanna前面，有时候Joanna走在我前面。我们忍不住要说很多话，“这块石头当心”“可以从这里走”“来得及来得及”“快了快了”之类的。快到山顶的时候，Atelier把第一个登顶的殊荣让给了我。幸好山顶留了一点点残雪，给我们的登顶增加了悲壮的气氛。Atelier取出相机，我们横拍竖拍，在标志顶峰的十字架边用各种姿态在数码屏幕上显示自己形象。Joanna总说“随便给我揿一张。”但张张都神采飞扬。我们能看到远处的其他峰，在云雾稍微散开的空隙。 我们在山顶休息折腾了半天，直到身体逐渐冷却。别的登山者到了顶峰，叫ivan“随便给他揿一张”就下去了；或者环视一圈就下去了，丝毫没有留恋。小山鹰，或者是隼，在石头上盘旋，停下。他们好像只在山顶活动，因为路上并没有见到过。天空是那样苍茫，我们是那样劳累，但他们却如此灵巧，灵巧而且平和。我们的兴奋就更显得大惊小怪。他们飞一圈回来，看我们还在原地，眷恋着登高的兴致，不知做什么感想。 下山的路是漫长的。主要队形是由ivan领队，我跟在ivan后面，atelier殿后。主要方法是臀降。有一张照片是ivan回头拍我和Joanna，一个穿蓝色外套，一个穿大红外套，动作就像两个美少女战士，又像机器人。其实我们是很小心。我之所以要走在Joanna前面因为路是如此不明显，ivan又总是离开我们有一点距离，我希望自己能给Joanna留下脚步的指引，通过这样来增强我的责任感和勇气。 我们顺着山脊下山，除了那条山脊，周围应该是万丈悬崖。有的地方大概只有半米宽，好在浮云都在山脊边上，掩盖了深渊的形象。下山的道路特别无常，比上山的路更没规律。ivan总是走在很前面，因为他必须找到下一个红点。“看到了”，他会喊。 有一次我们要绕过一块悬崖边的大石头，那里安装了一根铁索。我们就要慢慢地拉着铁索挪动。我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手臂是否发挥了作用，自己的脚又发挥了什么作用。我也不知道自己的力量分配到了哪里，只觉得自己在做一件放在平常是不可能的事情。

不知道谁被一块遥远的路牌吸引，我们都跟着爬上，也陷入了一片碎石坡。我第一次看到了冰川，很小一片，耷拉在山坡上。我们奋力爬到指路牌边上，一对中年德国夫妇正在他们下山的路上休息。他们打量了一下我们，诚恳地劝我们回去，说我们这样的装备是上不去的，而且会出危险。 我们自知装备不强，但毫不知道和现实要求的差距。我和Ivan穿了前一天在Rotenburg买的登山鞋，但不是专业的，只是能保证防滑而已。我们两个和Joanna都穿着牛仔裤，而Atelier穿了一条短裤，他说登山要穿短裤的，后来他就被刮伤了。但是他的鞋子是一双普通的运动鞋，虽然相对于Joanna的那双夏日款的休闲Nike而言已经很安全了。Joanna一天都在控制重心中攀爬，一边说：“这下要死了。”她不断打滑的Nike和这句“誓死要和死亡抗争”话给我自己的一路增加了很多安全感。 这对好心夫妇的话经过Atelier的翻译和转述之后，传到我们耳朵里就轻薄了许多。要我们在这里放弃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是来爬山的，虽然登顶这样的话没有人说出口过，但也没有人怀疑过。这就是四个人爬山和一个人、两个人爬山的区别。大家对彼此决心的估计都是高的，基于这种估计，就不会有人想耽误整体。 可是我们发现我们不能动弹。这个坡度仿佛要60度的碎石坡只能叫人鞋底打滑，跨一步退半步，根本无法上升。我们发现我们偏离了正常的路线，需要向右移动到旁边的路上去才能继续向上。这是我在整个旅途中感到最恐怖的时刻。虽然很难想象这么一直僵持在坡上的人生啊未来啊，但我同样无法想象自己还能移动。ivan能给我技术上的指点，譬如人不要趴下，要站起来，“你看，我就可以站起来”。还有，要习惯脚底的打滑，相信可以在打滑中移动。可是我很难被说服去尝试。有一度，Atelier擅自爬到一块大石头上，发现没有出路，但一只脚找不到了下降的支点。我看到他的腿在发抖，ivan挪过去，用手托住他的后脚跟，他才降落了下来。他后来回忆说这真是他最惊现的时刻。 我能走出困境也是通过ivan帮我托住脚后跟的。这主要是心理上帮助，好像慢慢地才又相信了一些“可以”。而Joanna在这个烂坡上镇静、独立的表现令我十分佩服。我们的脚只是属于我们自己，不属于别人，也无法用别人的脚或者手来替代。在那样的条件下，我们之间只能用语言和表情来联系。人的孤独是真实的，无论谁对自己疏忽了，坠落了，其他的人恐怕只能注视。但是语言中

我在缆车站挑了一条绿色的方巾，上面印了白色花瓣和嫩黄花蕊的雪绒花。在2000米的高度，方巾的价格居然和山脚，和慕尼黑的市价差不多，这更加增添了我的喜爱。我把它围在脖子上，四个人就上路了。 雪绒花会增加我的勇气么？可是我很快就把脖子给忘了。我对山的预期是土，不是石头。从长江中下游平原出来的小孩对山的见识仅限于一两百米的土包。我从没有到过这样的海拔，也不知道山高到一定的程度，材料就会不同。以前地理书上说过什么雪线呀，梯级分布的植被啊，都是说说背背的，完全没有想过真的会面临这样的局面，真的就踩在这样的石头路上向上走，后来是爬。 而且，边上一米就是悬崖。我没有恐高症，但难道山路不应该有石梯和栏杆么？连一点关于安全的暗示都没有么？而周围的德国人都像度假一样，带着小孩活蹦乱跳的，像在郊野公园。我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看待自己的行为，是历险，是运动，还是娱乐，或者完全就是无备而来的出洋相。周围人的行为让我很汗颜，觉得自己目光短浅，胆小如鼠，四肢乏力，在一座普通的、已经被开发了很久的、德国人随便玩玩的山上两腿发抖。 我花了一点时间才习惯了自己身处的自然环境，虽然心情很不堪，但在嘻嘻哈哈的德国小孩面前还是要有一点青年人的样子。这样慢慢地，步伐好像就可以跨得大一点了。我们在一段平缓的路上走着，走着，看到一块纪念牌。我们叫Atelier凑过去看看上面写了啥。他回来报告说，1968年某个雨天两个登山的人在这里被雷击中身亡。我们面面相觑，继续上路。 抵达山顶的路有两条，一条是沿着山脊的绕行，另一条是垂直上升。Atelier介绍说，前者难度较低（也只是相对而言），但时间较长，后者难度较高，需要专门的攀岩设备以及保护装置。说着，来了两个穿牛仔裤T恤衫的中年男人，背了两个小包问我们，哪条路比较近。Atelier把情况告诉了他们。他们毫不犹豫地就走向了垂直的近路。我们再次面面相觑，继续上路。 我们走得很慢，因为Joanna有过在地质实习时摔下碎石山的经历，而Atelier也在滑雪时和雪一起滑落过，而我呢，从来都没有上去过，自然也没有坠落过，所以更害怕。 走着，走着，走路这件事情变了意味，因为“路”的定义发生了变化。在城市里，路是白花花的水门汀；在乡村，路是一条黑泥土。那都是有边界的狭长区域。而在Alpspitze，路是石头堆叠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形状。这山上本来没有路，爬得人多了就爬出了路来。但是人

Atelier一直认为我要担当起写Alpspitze的责任，而且应该尽快把那一整天和一座山峰的斗争写出来。一年半之后，我每次想起那年八月我们四个人在Alpspitz的经历就发现，可以说的越来越少。 少的不是细节。时间没有磨损细节，而是凝练了感触。不是当时的感触，而是现在的。不是攀爬的每一步都值得记住。但我每次回想起的那天温度，心脏的跳动，岩壁上的红点，还有石块摸上去的感觉，乃至我回来后对朋友的激情叙述，都越来越舒展，越来越柔软。像一个受到刺激而抱作一团的刺球逐渐摊平，可以抚摸。 时过境迁并完全松弛之后还把那天抓得那么稳，一定是有某种心态作祟。ivan认为是我自鸣得意。 攀登德国境内第二高峰Alpspitze的决定属于Atelier一个人。我们怀抱着他了解情况的信心上路之前，他给我们用上海方法炒了一个香脆可口的刀豆，给我们准备了美年达来补充体力，送给ivan一件他穿不下的毛衣，并给我背了一件红色外套。行游到瑞士的Joanna特地赶来加入我们。她是一个能狠下心来做事的女孩，枝节问题和一般的困难都不会引起她任何心理反应。既然有了这样的班底，我们上路的时候当然毫无忧愁。 缆车把我们送到了2000米的高度。一时间我有了一种作为游客的愉悦。森林和草地在我们的脚下轻松掠过，我拿了Atelier的高级照相机在拥挤的缆车里拍了几张。一种周末家庭聚会的气氛充实着缆车，摇摇晃晃。 我们知道我们要攀登的虽然不是最高峰，但是最高峰Zugspitze就近在咫尺，而且峰形丑陋，不是我们的峰所可以比拟的。再者，往远处眺望一下奥地利的诸座阿尔卑斯山峰，几乎都比这座德国第一峰要高，可见我们对山峰有超过高度本身的追求。（待续） 搭乘缆车上山的时候，心情爽朗。Photo by Joanna, 2005-8-17。

我们在大门口逡巡。透过一条缝可以望见绿色的电梯，电梯门开着，里面站着一个穿黑大衣的中年女人。 一个老头终于要开门进去。“你们要看什么？已经没东西可以看了。别人住在里面。哎呀，有什么好看的……”他说着就开了大门，说着我们就钻了进去。他一定已经和很多这样在门口逡巡的人讲过这个话了，怎么就是没人听呢。 公寓的大堂不很宽敞。我们躲着电梯，爬向左边的楼梯。电梯门关了，黑衣女人和老头上去了。这个六层的公寓，楼梯不很宽敞却好转弯，爬得有点喘气。你说，她以前一定在这楼梯上走过吧？瘦瘦地轻轻地上楼，是迅速地，急切地，堵了气地，还是得意的呢？手里拿着杂志么？提着给姑姑买的臭豆腐么？或者，她只是贪图坐电梯吧，开电梯的人老给她送牛奶和报纸吧？ 一个楼梯只有两户人家，想必里面一定是大房子。走到半层楼的时候，能看到走廊边上的阳台。但那一定不是她斜依着听电车的地方。她的阳台应该是朝着赫德路的，就像我们在公寓底下看到的那样，白色的那么一勾，窄窄长长。而现在，那阳台对着一片拆空的工地，身后则是一座玻璃巨楼，紧贴着长起。 我们爬到三楼的时候，电梯也刚到三楼。老头和黑衣女人说着水电费的事情，就出来了。那60号房间，在最最上头，缩小的阳台，高高的房顶，人家的25岁，我的25岁。黑色的大门紧锁，门外是一个低着头的红色水喉。 电梯里的黑衣女人见到我们便笑了。“什么都没看到吧？这个房子解放后分配给老干部了，后来么当然自己产权买下来。现在这户人家已经到美国去了，房子空关着呢，不能进去了。”她反复摩挲着手里那只暖杯，眼神温和，皮肤白皙，长发披肩。那么端庄的女人，捧着暖杯开电梯。 出了电梯，我跑到红色木头的信箱那儿，指着最底层中间的一个信格说：“看呀，就是这个，60号。”用手指一点，薄灰上露出一个指印。女人也从电梯里走出来，站在楼梯上看着我们：“还有51号，她也住过的。” 她在51号住了两年，伦敦大学的梦因为战乱破灭后，她就去了香港，港大没读完，又回来了这里，改住到顶楼的60号，那是1942年，一呆又是五年，是她留给这座城市，也是这座城市留给她的最后的五年。 “51号那间房间里面住的老太已经90岁了，是个医生。他们家当初也是用金条把这个房子顶下来的。她先生说过，这幢公寓以前叫爱丁顿公寓，意大利人设计的。外面的纪念牌都写错了。”是呢，Eddington House，叫“爱林顿”是差了点。 “很多人来看，香港的，台湾的

心情纷乱。虽说是简约的风格，且购物氛围里并没有麦当劳式的嚣张（ivan今天中午以前还认为宜家来自芬兰），但充裕选择所带来的新鲜感却不能维持很久。我很快就被一排排的沙发，床垫，书橱，模拟的客厅，卧室，餐厅，堆积如山的起子，盘子和塑料餐盒，以及新上市的抽象派装饰画给呛得游不上岸了。 按理来说对自己的居住环境稍作调整是能舒缓情绪的。一来，可能是我缺乏一个星期内连续去两次超大型购物场所的承受力。再者，也可能是因为宜家终于只是宜家，无论它的设计如何间或地机灵一下，也只能是被北欧的审美趣味牢牢框住。这个两层楼的大仓库并不是一个鼓励多元生活方式的地方，他们只是在推销他们界定的一种生活。如果说几年前它确实能开启心智，那么今天它还是单调了。这笔生意的成功核心仍然在于它的营销策略，它对人心的把握，对自己特定审美的自信，而且设计者成功地把自己的设计推广到了人人都能承受的水平，给家具的“设计”一个前所未有的资本厚度。而背后作为支撑的当然是大批量的生产。 独特的设计和大批量的生产之间是正相关还是负相关呢？十万件一模一样的马头雕塑摆放在十万户互不相识的家庭客厅里——这个场景只有上帝和宜家的老板看得到。可是你看，我还是买了不少框架啊架子啊什么的。某天一定会有人在我房间指着某个方向说：啊，这个是宜家的吧！然后我就被断定是某种人了。 图：IKEA2007年的产品图录。不知道第几个储物盒能拯救我生活的无序。

ivan的爸爸讲过一个他们知青的故事。在黑龙江一个很冷的冬天，同去的一位上海女知青哭着从房间里冲出来投了井。人们猜测她未必真想寻死，因为那井的深度是淹不死人的。她没有淹死，被冻在井壁上的冰给来回地撞死了。 那个女知青是被抛弃以后想到跳井的。那个把他抛弃，或者说跟她分手的男知青喜欢上了别人。这个花心的人后来又甩了好几个女朋友，之后的女朋友也都气得想把那个男人踩烂，但他的恶名居然没有严重妨碍他找到下一任的女朋友。这件事情之所以叫人气得想跳井，除了黑龙江令人绝望的寒冷和知青生活本身的困苦之外，跟当年的人普遍只谈一次恋爱有关。 或者说，只谈一次能够公开的恋爱。公开恋爱关系就跟订婚了差不多，基本上单位领导和同志们也都被舆论和小道消息通知到了。在选择公开的恋爱对象之前，所有的地下尝试都只是尝试，是没有舆论保障和责任的。而在公开之后，他们就应该众望所归地结婚了。事实上，大多数人就真的结婚了。所以恋爱在那个年代应该是比现在重得多的东西。公开恋爱之后又被公开抛弃的女人可能仅次于离了婚的状态。 想到中国实行自由恋爱在七十年代而言，也只是半个世纪都不到的事情，人们可以公开恋爱关系应该已经是时代的进步了吧。若干年前我很不情愿地像奶奶陈述我换男朋友的事情，居然得到了非常积极地反应：“对啊，多挑挑才能找到好的！不要像我！”奶奶虽然主动选择了对包办婚姻的颠覆，她对她的第二任脾气甚好的丈夫也一直不满意——因为五十年代对离婚女人的偏见是她一气之下非要赶紧再嫁的重要动机。如果晚生五十年，她相信自己能嫁得更好。 再说回七十年代那种社会性的一次性恋爱，让恋爱和婚姻之间像丝一样的顺滑。我们的父母间能传入我们耳朵的绯闻极少，难得有一点点流露都显得很珍贵，非得捕风捉影才行。不是我好事，而是我确实不能相信一代人一辈子只谈一次恋爱。一次一个朋友跟我讲她爸爸之前的女友，几乎到了要结婚的地步，终于因为不够门当户对被对方家长横刀切断。那女孩子被父母锁在家里，硬是配给了一个高干子弟，而她父亲当时也是深受打击。我觉得那才是真的，只是他们不肯说罢了。 为什么没有人出来说说那种一次性恋爱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呢？第一次恋爱就结婚的那一代人，他们是不是就像所有之前和往后的人一样幸福呢？他们是更容易融合到对子女和家庭的宽容中去，还是牺牲了那个可能更适合自己的生活呢？他们更有理由对我们这些朝三暮四，挑三拣四的人说，你们才不知道爱情呢？还是他

从前年开始，我喜欢上了“同学”这个称号。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在我有限的交往范围内，很少有不是以前或者现在同学的人。后来，这个称号也推广到了其他没有做过同学的朋友身上，因为觉得如果能够用这两个字开头招呼着继续下面的调侃的话，我们多少都有类似一起读过书的经历似的。或者，退一步，我们如果看过同样的几本书或者知道同样的一些好笑事情，那么以前到底有没有坐在一个教室里就不重要了。 再有什么原因的话，我觉得同学这个title既年轻又热烙。以前父母老叫我珍惜同学，因为以后走上社会就没可能碰上那么真心、铁杆又有用的关系了。虽然我至今没有走向社会，反而倒退回了家庭，同学依然是我近乎唯一的“社会关系”。只是，最近的一些事情向我表明，同学可能被我幼稚地浪漫化了。 一个寒冷雨夜我碰了几个并不熟悉的大学男同学的壁。当然他们聚在一起同我没有关系，他们也不知道我回了上海。但是我偶尔知道了以后就很想看看他们，为此在冷夜里走了二十多分钟。经过这次我明白了，同学只是偶然的产物，背后没有必然的共鸣。同学之间不必然地互相喜爱，尤其是在毕业以后。比较不幸的是，这次是我不被别人喜爱。四年间的一些交往，我回想的时候以为是情意，其实只是因为我们偶然地在进了同一个学校同一年的系。我们在校园和教室里的碰到和点头，我们偶尔的玩笑和交谈，原来只是因为一时的“不得不”——时间和空间上的不得不。 其中的一个男生要结婚了，这是他们聚集在一起的原因，还有另外的几个我同样不熟的女生。我就这样在下雨的屋檐下问他们近况，他们简短地回答，却没有问我情况。我主动告诉他们我的近况，他们不加反应。我和他们原来不熟吗？我完全把自己过去的经历搞错了么？我怎么有一些故事在脑子里，留给了我同他们有亲切关系的印象呢？难道我们从来都没有相近过？ 那个要结婚的男生比过往胖了好多。我原本要倾倒出来的祝福，在他的身段和老成的举止面前消融。我不得不在内心总结：男人不可逆的发胖是他体制化进程中的标志性事件，是他青春期彻底结束的标志。 这场尴尬的不讨好的见面冷却了我试图和许多不相熟的同学的见面。我以为我和所有人都谈得来的想法顿时瓦解。我的同学们都蛮喜欢我的迷梦也彻底清醒。同学其实也只是众多人际关系中的一种，并不比“同事”更坚韧。把太多“酸的馒头”加在同学里，到后来会被无声地嘲笑的。 我见过一些以往同学聚会的照片，打碎了许多我对童年和少年生活的幻想。从照片上看，女生们还没

我在香港的两年多，不得不目睹了“自由行”给这座城市带来的新风气。 柜台前总有一个高挑的女人在结帐，柜上摆了四、五十件Zara或MNG。这次是这个女人，下次是那个女人，相同的是那堆成山的名牌，那气宇眉间的华丽，还有姿色上的丰满，那是连金钟中环的香港女人也撑不出的气息。这些自由行的大陆女人很少言语，取代前两年张扬的是如今的优雅。而柜台对面的店员一律地客气，深谙自己服务的本分。 前两年，我能在地铁听到一个男人对女人大声说：“那双鞋买了多好，也就一千多。”那是福建普通话，还是浙江普通话呢，总之我为他们的豪迈惊奇很一会儿。现在，这种消费水平可能都说不出口了吧，如果是用普通话。自由行，现在的香港恐怕是离不了你了。纵然大陆游客上厕所不文明，有乱丢垃圾的习惯，也酷爱就地蹲着，可香港毕竟没有因为他们而世风日下，但是一个一个的IPO是真的都来了。 对于只把香港当作消费场的大陆人来说，这座城市其实是越来越看不上眼了。如果不是大陆奢侈品含了100％以上的关税，如果不是上海的迪斯尼还没造好，如果不是对这里还存有幻想，他们来香港是为了什么呢？为了被导游抛到马路当中因为他们不肯去指定的地方消费么？ 他们说，香港也不过如此。这些人原先对香港所抱的期望，在他们自己生活的地方天翻地覆之后，恐怕被香港本身扫了兴吧。他们会怀念香港人的谦和礼貌么？他们会怀念这里几乎听不见的汽车喇叭吗？他们会怀念这里的汽车对行人的尊重么？他们会怀念这里服务人员无与伦比的周全么？他们知道这里上网没有警察，报纸除了八卦也很政治么？他们能感受到公务员的廉洁和法制的充分和公允么？ 他们会说，香港也没有什么。我看看我们那儿也一样好。他们会说，香港人以前不喜欢大陆人，现在，看在自由行的份上，终于希望我们多来消费，态度也终于改好了。哼哼。什么叫成长中的经济大国，什么叫前殖民地，很有分晓了吧。 好事者如我，总替港人不甘。是什么原因让他们活得如此谦卑，如此朴素？他们根本不像维港的夜景，更不像中环的建筑、尖东的名店。他们根本没有活在这些闪烁的成熟资本主义世界向北方的祖国人民所昭示的愿景中。他们低调，客气，不懂炫耀，甚至害怕任何炫耀情绪的流露。他们肯在很几百尺（几十平米）的空间里周旋到老，他们抱怨却不做非分之想。在这个价值高度单元的社会里，中国南方人的诚实和资本主义要求的敬业紧密结合在一起，生出了这个世人看了无比热闹的都市，夜夜闪耀着的却是当今中

在香港找工作的时候老有人问我：怎么不去凤凰试试？对我提这个问题的人中有一些是关心我这个大陆人的朋友，还有一些是面试我的人，譬如高级和通俗出版社的负责人。他们觉得我不去凤凰，也该去TVB，但就是不该找他们。 这是不是一种婉约的拒绝我已经不感兴趣。如果有时间，我会当场很诚恳地粗略讲述一遍大二时候的故事。如果没有时间，我就只好说：我已经不喜欢电视了。 听上去好像不是本雅明过，至少也该文化研究过似的。其实冤枉。不是电视节目的质量叫我愤懑——如果我愤懑，没准还很乐于投身去改天换地之类的，而是电视本身，或者说电视新闻中流动的图像给了我太大的刺激。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文化是可以专门研究的呢。 那个时候是大二暑假，所谓新闻系的小实习时间。（最近回去系里老师问我，是否觉得应该增加实习时间，我竟一时没了主意。）我在电视台一档新的新闻栏目工作，每天的主要任务是校对字幕。因为上海媒体从来不便也不敢发布对于本地进行批评报道，所以节目的生存之本就是努力揭露外地的惨剧和短处。所以我每天黄昏都是在饥肠辘辘的情况下，在努力分辨陕西山西湖南河北的口音中度过，不失乐趣。 才刚开始实习的一天，我字幕工作结束以后回到家，发现父母正在收看我刚刚校好的节目。我看到我们办公室的主播甜甜的脸和胸部以上的截图。她在报道农村生活不幸或者矿工遇难之类的事情时显示出了悲悯和气愤，我父母也喜欢她。这同她在办公室里走向化妆间的摇曳感，和给亿万富翁的老公电话商量晚上在哪个海鲜馆吃什么的娇嫩感，都没联系。伴随着她的悲悯和气愤，悲惨的故事就出现了，伴随着外地口音，农村拖拉机，还有我努力校对准确的字幕。 一种强烈的感觉是：这在我家客厅电视机里播放的，不是我在电视台里校对的那期节目。那么进而言之，更不会是记者在一线采访到的那些图像资料，更不可能会是事件被当事人讲述时候的那个情况，更不用说实事本身的模样。一连串的，串到一起的，让主持人带动观众悲悯和气愤的那个东西，被环环相扣的表达所消耗，最后剩下音乐，图像，现场声，字幕和作为逻辑的画外音。 我想对我爸妈说，“这不是我原来看到的那个。”但我又没有足够抓得牢的凭据去证明。只好想，要论什么虚拟真实（Virtual Reality），电视才是最大的赢家，网络又算什么？香港有线电视的新闻主播们为什么要为自己在地铁里做广告？如果他们没有在表演的话。 这件戏剧性不足的事情奠定了我对电视新闻的态度。我相信电

我在小学四年级的一篇作文里写道，每天去上学的短短几百米的路上，总要留心地上的痰，不知道什么时候这种情况才会变好。 十几年后，上海依旧是一座需要时刻堤防别人口腔子弹的城市。 ivan每次走在路上听到有清理嗓门的声音就要四下勘查，判断下一颗子弹会从哪里发射出来，这需要非常迅捷的灵敏的反应，也需要一点运气。有一次，子弹在他身边移动着的车窗里射出，勉强擦过了他的头顶。 清理嗓门在我们的文化中大概是有深远而丰富的含义的。表示权威，表示思考，表示即将表达意见，表示不满等等。人人都有清理嗓门的权力，更有产生口腔物质的权力。尤其在这个人们不惜费劲地购买外地牌照来添置私家车的城市，汽车尾气带来的口腔不爽更是天经地义。 但为什么一定要以喷射的形式大力弹出口腔呢？这才是叫人纳闷的事情。可能是对自由的一种行使吧，在这个每个人能控制的事情很有限的时代。这个效果大概可以相当于喊一声“呸”，或者“他妈的”。我猜测总有一些情绪在里面的。虽然本质上来讲，这是一种很简单的习惯，支撑在后面的是长久以来对于公共领域的不 care。如此，文明人和不文明人的区别在于吐了痰以后是否会拿鞋子在上面蹭两下。 很想知道古人是怎么处理吐痰这件事情的。不说古人吧，就在我小时候，上海的垃圾箱有一种特殊的结构，一边是放置垃圾的，另一边连接着一个踩踏机关，踩下去就可以打开一个痰盂。其实这种公共痰盂的外观很让人难以接受，而且痰还会扩散到铁皮外壳周围。但是当时确实有人特意踩下踏板，把痰吐到公共痰盂里面去的。很快这种机关就不见了。当时没有纸巾这种玩意，幼儿园老师提倡小孩把痰和鼻涕之类都处理到手绢里然后包起来。但是包起来以后藏在身上还是一件大人不太会接受的事情吧。 对于不要在公共场所吐痰这件事情，上海一直在宣传，宣传了几十年总是有的了。 以前说，随地吐痰会传播肺结核。后来我像长辈求证，得知只有患了肺结核病的人的痰，蒸发以后才可能传播结核病。即便这件事情和健康的关系不那么大，怎么劝服人们不去随地吐痰呢？ 事情总是在进展。 Shanghai Daily 前天的一篇报道说，最近一次对上海随机抽取的70个公共场所的调查显示，每30分钟的吐痰次数已经从原来的164次，下降到了46次——也就是说从平均每分钟有五六口痰被随地吐出，下降到了每分钟一口多。情况维持不变的是司机，尤其是出租车司机的随意吐痰量。 有鉴于此，健康推广部门决定向45000位出租

起初我也算是个跑得快的人。除了背的唐诗、成语，半途而废的电子琴，跟着收音机读的函授英语，还有被不断朗读出来的作文以外，我尤其喜欢插嘴。就是在老师开口之前，把她犹豫半天又讲不出口的词儿抢先说出来。我记得有一次，我喊出的词是“笼统”，那还是小学二三年级。我喜欢猜测老师要说的词，这算什么爱好呢？还喜欢因此而沾沾自喜。因为后来我偷听到老师对我爸说：“她确实总能找到那个确切的词。有时候我自己在说话的时候都还没找到，她就找到了。” 但是这些充其量只能算是“早知”，连“早慧”都称不上。因为我知道我小学唯一被测过智商的一次，分数是100，非常平庸。所以我没有超过其他人的“慧”，可能有些时候突然悟到一些什么，也是因为比别人知道得早了一点，多了一点而已。这些是知识上的累积，和聪慧的关系很有限。即便是像语文这样的东西，我喜好的是夸夸其谈，尤其是在讨论问题时争取到最后一个发言。我总是听别的同学各种观点说得差不多了，就把他们的观点总结起来，带出一个自己的评价。这种取巧的做法导致我发言之后，别人也没什么好多说的，就自然成了“最后的发言”，搞得有些偏科男生很景仰，我也一度以为自己思想很全面。其实这只是含有大量计谋和虚荣成分的“自我感觉良好”罢了。不过写blog的行为也很可能是那种危险心态的延续。 小学的时候有一个规定要观摩的催泪电影叫《烛光里的微笑》。写乡村女教师的故事已经不会有比这个更打动人的了。里面有一场对话，把“早起锻炼”说成“早恋”，同学间用这个隐讳的说法来隐射和调侃。我想到，诸如家境贫困、父母不和又不离婚、父母离婚、婆媳关系紧张等等都可以成为一个孩子早熟的契机，但我也看到很多相似的情况下，那同学只是沉默了，却未必成熟了。 那么早恋能引向早熟么？恐怕是能的。或许我可以被指责为，自己过了早恋的年龄而给早恋赋予浪漫主义理想主义的不负责任的色彩吧。不过早恋真是会把一些很久以后才会提出的问题，放到了更早的时候来考虑。虽然说如果碰到一个很幼稚的恋爱对象，能进步的方面就很有限，但是毕竟人和人之间的交往能够达到那样的深度，对那个寂寞的年龄的人来说是很罕见的了解自己和他人的机会。《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里的张震为什么杀了他心爱的女孩子呢？难道说，如果他更成熟，他就不会如此绝望么？ 早熟有什么好处？成熟又有什么好处？成熟是线性的么？是可以比较的么？譬如说他比你成熟，她比他成熟。这样的话，超过一定的年龄还有意

从抽屉里翻出一个透明的盒子，里面装了一堆2003年初我在香港探亲时收集起来的零碎玩意。有意思。我当时做了些什么？看到了什么？又认为什么是香港的，什么是值得留存的呢？ 一张上海航空从上海飞深圳的机票。2003年1月16日。我从深圳机场坐大巴到华联大厦，路上还有边防警察上来检查各位的通行证，因为这是“边境”。从华联碰到传说中说你掉了钱的骗子，没有相信。我特意挥手叫了路上行驶的出租车，还和东北司机拉家常，结果还是被吭。现在深圳的司机从东北帮转为湖南帮，边防证这样的东西也应该不用了。 一张奶奶的身份证复印照。那时候还不是智能身份证。我需要奶奶的身份证来证明奶奶是父亲的母亲，这样我作为父亲的女儿才能去“探亲”。没有“自由行”的年代，彼香港不是此香港。 堂弟堂妹的两张小照片。那时候堂弟没有现在那么娇纵，堂妹也没有现在这么懂事。但奶奶真的为他们老了。也为很多其他的人和事情。 在艺术中心的中国美术文物书刊专门店购买的明信片：Parnorama of Hong Kong。四张明信片连成一体，是上世纪初，或者上上世纪末的港岛。被点出的地点和标志性建筑有：Wanchai, Butterfield & Swire's Office, Hong Kong Telephone Office, Millitary Hospital, Hong Kong Club, Queen's Building, St. George's Building, Blake Pier, King's Building, Hotel Mansions, Douglas Buildings, Central Market和Harber Master's Office。想必我亲爱的香港同学也未必对每个名字点头说：哦，想起来了。当时正对老上海的一些事情着迷的我，花了15元买了这张明信片，是怀了怎样的心态呢？ 商务印书馆（将军澳地铁站分馆）的一张收据，上面写了我购买的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以及唐诗三百首，一共134元作为新年礼物送给堂弟堂妹。惊人的是我给了1000元的现金，还有就是他们管Cash Memo叫“现沽单”。现在叫什么？怎么没有印象…… Episode Jessica Studio Colour Eighteen Paradiso的卡片。应该是在置地广场皇后大道附近的

伊伦的卧房里挂了一幅大油画：清末民初的一户家庭，老爷子和老太太端坐椅上，都是旧式的打扮，身边立了穿西装的儿子和有西洋风情的儿媳，前面是两个歪歪站着的小孩。旧时中国家庭合影的风韵确凿，只是儿媳是一个西方女人，两个小孩是穿了海军服的混血儿。“这是我老公一定要买的。”伊伦说。 我就躺在这间卧房里度过了我在澳门的一夜。做客也好，旅行也罢，如果能有幸在一个地方的早晨中醒来，好像就能更理直气壮地说，“××地方，我是去过的！”当晚在澳门伊伦的卧房里，我们甚至还卧谈。 确切地说，伊伦不是我的朋友。她是我爸爸的朋友。我爸爸是班长，她是同学。这个班级是一个夜校班，名字说起来就是“高级口译班”，那还是1997年，大多数人都还不知道“高口”这样东西的时候的上海。后来伊伦就从妇幼保健医院考到澳门航空，澳门－台北，台北－澳门地飞。 “我总是差一口气。”伊伦考中学的时候，差一口气，没有进市重点的复兴，进了区重点的虹口。考大学的时候，又差了一口气，没有进本科，而是进了二医大的医科大专。谈恋爱的时候，几乎都要和恋爱四年的男友结婚了，但终于差了一口气，决定不能忍受他对自己生活的愈来愈强烈的干涉，提出了分手。对方后来一夜酒醉后迫于“形势”而草草结婚，爱或不爱地日渐中产地生活下去，只是偶尔还要在MSN上称她“老婆”。隔了千山万水的，她也不理会了。 差了那么多口气，伊伦大约也决心争气了。她考上澳门航空来澳门之后，认识了她现在的葡萄牙老公。顺便说一句，伊伦是一个真正的上海女人，她是管自己丈夫叫“老公”的，而且用上海话说起来，前面的“老”字，还含了一个下浮以后上扬的顿错感，很有一个上海老婆对家庭的自豪感。在澳门，还是在一个中西合璧的家庭里，听到这样流畅舒心的上海话，难免让人无端产生对于上海人和上海文化放之四海而皆不败的妄想。 结婚到现在已经七八年了。伊伦的老公现在跑到了马来西亚当飞行教练。说起来，他是三十岁才开始学开飞机的，本来稳当的机场工作他不干，要去开飞机。现在居然以当飞行员的教练为业，这非常不符合葡萄牙人普遍懒惰的定律，伊伦对此十分欣慰。 伊伦从小和母亲外婆在山阴路生活，她们相继去世之后，她已经没有什么牵挂，和老公在澳门租的房子，真的成了她的家。这是一座很小的城市，小到难以相信会有一个欧洲国家千里迢迢地在此殖民那么久的时间，还散布了那么多的葡人和葡国文化。虽然香港只是两个小时的气垫船，但真正的澳门生活并不

三次去南京，都是叫人瑟缩的季节。心里和眼中的南京更像北京，而不是上海或者杭州，大概也和这座城市在冬天的气象有关——仿佛北京在江南落寞的映射。 这样说南京有点消沉。其实南京作为都城的气派远在杭州之上，但我深刻怀疑没有什么皇帝在杭州是作了长久的打算的。而南京却总叫人壮志不酬。 我不太热衷相信中国导游的话。他们总在痕迹浅淡的地方阐发，夸大自己所在地域的意义，不惜杜撰——虽然杜撰有时也不无可爱。那个开车的中年女人没能避免一开始就叫我们要“沾沾紫金山财气”之类的话，但因为南京时运不济并不是什么秘密，所以她也并不至于把南京的故事讲得太过绚烂，让人怀疑。赶上浓雾的天气，顺着她脱离驾驶盘的指尖往前看，她所谓的紫金山的“龙脉”若隐若现。 可惜“淮河”变成“秦淮河”，只因秦始皇两千年前的慧眼干预。据说秦始皇巡游至此，在徐福的提醒下，意识到了这个地方的帝王之气对他的帝王之业潜在巨大威胁，当即挥刀斩断了龙脉，保全了他的好事，却毁了日后这座叫建康的城市的风水。六朝故都，皆成短命王朝。 短命王朝或许出不了好皇帝，却出得了好故事。譬如竹林七贤。但是王朝命短，又意味着所有的好故事都会很快地灰飞烟灭，被紧随而来的暴力清算得不留痕迹。南京的建筑遗留下了最丰富的民国风格，雄浑简约，那线条比上海的民国政府机关要强硬有力得多。此外，也有稍许明朝皇家建筑的遗迹（譬如现在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南京博物院”），连同洪秀全风卷残云后的风淡云轻。总统府已算是最近最够得着的历史，但也只能勉强地讲两个很简短的故事，一个叫“太平一统”，一个叫“青天白日”。 走在南京的街上，只觉得这是一座误入南方的北方城市。梧桐在上海是斜依轻摇，修长妖娆；跑到南京，枝干在离开地面只有一米的地方就开始分叉，就像缩短了的腰腿，伸展出来的却是极其粗壮的臂膀，坚实得无法动摇，也不能亲近。这是符合北方审美的树的长相，竟然有了北京桦树的气象。不想说这是一座被边缘化的旧都城的不甘，因为不知道它怎么消受了那些都城时代的“好时光”。 此次在南京的停留相当短暂，除了知道了南京人指路只是比广州人稍微准确一点之外，和当地人的交流仅限于女导游一人。再有，印象深刻的却还是两个士兵。我们从1933年建成的紫金山天文台的一个制高点上下来，迎面走来两个兵，制服是整个冬天没有鲜绿。听说现在天文台的研究活动很少，设施也有军队监管，而且我还看到了“军事禁区”的字样，便在他们

影片刚开始，Ivan警告我：请不要说“这里这里、那里那里”的话。 五分钟后，我还是忍不住说：金城武沿着兰桂坊往下追凶的那一路，于我都是熟悉的。我实在不能指认具体的街道名称，但那上坡下坡，街边的房屋脚手架，红色的出租车，圣诞老人，还有交错着的高架路的俯瞰，含糊中确实构建起了我对一座城市的记忆。我曾试图介入，但又不得。 我离开的时候，伤城的海报还在香港所有地铁里张贴着。12月，我用尽了所有的气力去对这座只能适度亲近的城市进行最后的情感构建。一方面，我是被他拒绝了，另一方面，我也把他拒绝了。教我不能坦然的是什么呢？教我不够真心的又是什么？我在离开他的一个星期之后，在一千多公里之外看他看得那么真切，又是在要什么？ 这种让人想融入又害怕的对象，香港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我想发展同他发展关系，我探出头去，伸出手去，睁开眼睛，也努力吸气。但是我没有跨进去。你怎么知道哪个才是真实的？你怎么知道进去之后还能出来？出来之后你还是你么？这种猥琐的心态，可以解读为一个被思想包袱压迫得沉重的个体对实践的胆怯。 一个星期后，我还在香港。寒冬中的上海，冷得真切，却鲜活得过度。而香港却渐渐提炼了出来，有一种要开始被言说的端倪。这是我能够预见的，就像董桥从不在伦敦说伦敦，偏要回了香港才说伦敦一样。我或可被指责为在一个地方却不珍惜一个地方，待到走了才发掘出了感情，这确实是我的矛盾。我总有一种抑制不了的“想逃”——两年的香港学习如是，两个月的北京实习抑如是。然而除了上海，不再有城市如这两座般令我难忘。而每次，我都走得仓惶。 火车从红勘到大学的一路，我因奶奶在挂电话前一瞬间的哽咽而泪流不止。她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我想：患了老年性痴呆症的她，不知道下次再见还能否再认出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