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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家归来

心情纷乱。虽说是简约的风格,且购物氛围里并没有麦当劳式的嚣张(ivan今天中午以前还认为宜家来自芬兰),但充裕选择所带来的新鲜感却不能维持很久。我很快就被一排排的沙发,床垫,书橱,模拟的客厅,卧室,餐厅,堆积如山的起子,盘子和塑料餐盒,以及新上市的抽象派装饰画给呛得游不上岸了。

按理来说对自己的居住环境稍作调整是能舒缓情绪的。一来,可能是我缺乏一个星期内连续去两次超大型购物场所的承受力。再者,也可能是因为宜家终于只是宜家,无论它的设计如何间或地机灵一下,也只能是被北欧的审美趣味牢牢框住。这个两层楼的大仓库并不是一个鼓励多元生活方式的地方,他们只是在推销他们界定的一种生活。如果说几年前它确实能开启心智,那么今天它还是单调了。这笔生意的成功核心仍然在于它的营销策略,它对人心的把握,对自己特定审美的自信,而且设计者成功地把自己的设计推广到了人人都能承受的水平,给家具的“设计”一个前所未有的资本厚度。而背后作为支撑的当然是大批量的生产。

独特的设计和大批量的生产之间是正相关还是负相关呢?十万件一模一样的马头雕塑摆放在十万户互不相识的家庭客厅里——这个场景只有上帝和宜家的老板看得到。可是你看,我还是买了不少框架啊架子啊什么的。某天一定会有人在我房间指着某个方向说:啊,这个是宜家的吧!然后我就被断定是某种人了。

图:IKEA2007年的产品图录。不知道第几个储物盒能拯救我生活的无序。

Comments

林愈靜 said…
可是一起逛宜家时,会感到生活开始了,很温暖。。。
Unknown said…
搬新家啦?呵呵.
Unknown said…
我们有电视机了!~
Rhyme said…
magic,人家这一招果然管用啊!^_^

daisy,我没有搬家。。。

Lyann,果真捡了楼上扔下来的?筲笈湾真是宝地啊!。。。
Liangcheng Z. said…
新家?现在搬到哪儿啦?
Rhyme said…
ivan搬去了莘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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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性恋爱

ivan的爸爸讲过一个他们知青的故事。在黑龙江一个很冷的冬天,同去的一位上海女知青哭着从房间里冲出来投了井。人们猜测她未必真想寻死,因为那井的深度是淹不死人的。她没有淹死,被冻在井壁上的冰给来回地撞死了。 那个女知青是被抛弃以后想到跳井的。那个把他抛弃,或者说跟她分手的男知青喜欢上了别人。这个花心的人后来又甩了好几个女朋友,之后的女朋友也都气得想把那个男人踩烂,但他的恶名居然没有严重妨碍他找到下一任的女朋友。这件事情之所以叫人气得想跳井,除了黑龙江令人绝望的寒冷和知青生活本身的困苦之外,跟当年的人普遍只谈一次恋爱有关。 或者说,只谈一次能够公开的恋爱。公开恋爱关系就跟订婚了差不多,基本上单位领导和同志们也都被舆论和小道消息通知到了。在选择公开的恋爱对象之前,所有的地下尝试都只是尝试,是没有舆论保障和责任的。而在公开之后,他们就应该众望所归地结婚了。事实上,大多数人就真的结婚了。所以恋爱在那个年代应该是比现在重得多的东西。公开恋爱之后又被公开抛弃的女人可能仅次于离了婚的状态。 想到中国实行自由恋爱在七十年代而言,也只是半个世纪都不到的事情,人们可以公开恋爱关系应该已经是时代的进步了吧。若干年前我很不情愿地像奶奶陈述我换男朋友的事情,居然得到了非常积极地反应:“对啊,多挑挑才能找到好的!不要像我!”奶奶虽然主动选择了对包办婚姻的颠覆,她对她的第二任脾气甚好的丈夫也一直不满意——因为五十年代对离婚女人的偏见是她一气之下非要赶紧再嫁的重要动机。如果晚生五十年,她相信自己能嫁得更好。 再说回七十年代那种社会性的一次性恋爱,让恋爱和婚姻之间像丝一样的顺滑。我们的父母间能传入我们耳朵的绯闻极少,难得有一点点流露都显得很珍贵,非得捕风捉影才行。不是我好事,而是我确实不能相信一代人一辈子只谈一次恋爱。一次一个朋友跟我讲她爸爸之前的女友,几乎到了要结婚的地步,终于因为不够门当户对被对方家长横刀切断。那女孩子被父母锁在家里,硬是配给了一个高干子弟,而她父亲当时也是深受打击。我觉得那才是真的,只是他们不肯说罢了。 为什么没有人出来说说那种一次性恋爱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呢?第一次恋爱就结婚的那一代人,他们是不是就像所有之前和往后的人一样幸福呢?他们是更容易融合到对子女和家庭的宽容中去,还是牺牲了那个可能更适合自己的生活呢?他们更有理由对我们这些朝三暮四,挑三拣四的人说,你们才不知道爱情呢?还是他

Alpspitze: 2000 - 2628 (四)

变换队形是持续前进的方法之一。我想起很多之前的集体旅行,团队中的每个人都在行进中化成一个角色,像戏剧中的角色那样,具备鲜亮的、特定的色彩。这种色彩在旅行结束之后就融化到社会里消失不见,如同戏剧落幕之后,情节和情绪都被散场的人群带走,演员则走到了剧场外的马路上。 Atelier是上山时候主要的领队人,ivan则殿后压阵。有时候我走在Joanna前面,有时候Joanna走在我前面。我们忍不住要说很多话,“这块石头当心”“可以从这里走”“来得及来得及”“快了快了”之类的。快到山顶的时候,Atelier把第一个登顶的殊荣让给了我。幸好山顶留了一点点残雪,给我们的登顶增加了悲壮的气氛。Atelier取出相机,我们横拍竖拍,在标志顶峰的十字架边用各种姿态在数码屏幕上显示自己形象。Joanna总说“随便给我揿一张。”但张张都神采飞扬。我们能看到远处的其他峰,在云雾稍微散开的空隙。 我们在山顶休息折腾了半天,直到身体逐渐冷却。别的登山者到了顶峰,叫ivan“随便给他揿一张”就下去了;或者环视一圈就下去了,丝毫没有留恋。小山鹰,或者是隼,在石头上盘旋,停下。他们好像只在山顶活动,因为路上并没有见到过。天空是那样苍茫,我们是那样劳累,但他们却如此灵巧,灵巧而且平和。我们的兴奋就更显得大惊小怪。他们飞一圈回来,看我们还在原地,眷恋着登高的兴致,不知做什么感想。 下山的路是漫长的。主要队形是由ivan领队,我跟在ivan后面,atelier殿后。主要方法是臀降。有一张照片是ivan回头拍我和Joanna,一个穿蓝色外套,一个穿大红外套,动作就像两个美少女战士,又像机器人。其实我们是很小心。我之所以要走在Joanna前面因为路是如此不明显,ivan又总是离开我们有一点距离,我希望自己能给Joanna留下脚步的指引,通过这样来增强我的责任感和勇气。 我们顺着山脊下山,除了那条山脊,周围应该是万丈悬崖。有的地方大概只有半米宽,好在浮云都在山脊边上,掩盖了深渊的形象。下山的道路特别无常,比上山的路更没规律。ivan总是走在很前面,因为他必须找到下一个红点。“看到了”,他会喊。 有一次我们要绕过一块悬崖边的大石头,那里安装了一根铁索。我们就要慢慢地拉着铁索挪动。我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手臂是否发挥了作用,自己的脚又发挥了什么作用。我也不知道自己的力量分配到了哪里,只觉得自己在做一件放在平常是不可能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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