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换队形是持续前进的方法之一。我想起很多之前的集体旅行,团队中的每个人都在行进中化成一个角色,像戏剧中的角色那样,具备鲜亮的、特定的色彩。这种色彩在旅行结束之后就融化到社会里消失不见,如同戏剧落幕之后,情节和情绪都被散场的人群带走,演员则走到了剧场外的马路上。
Atelier是上山时候主要的领队人,ivan则殿后压阵。有时候我走在Joanna前面,有时候Joanna走在我前面。我们忍不住要说很多话,“这块石头当心”“可以从这里走”“来得及来得及”“快了快了”之类的。快到山顶的时候,Atelier把第一个登顶的殊荣让给了我。幸好山顶留了一点点残雪,给我们的登顶增加了悲壮的气氛。Atelier取出相机,我们横拍竖拍,在标志顶峰的十字架边用各种姿态在数码屏幕上显示自己形象。Joanna总说“随便给我揿一张。”但张张都神采飞扬。我们能看到远处的其他峰,在云雾稍微散开的空隙。
我们在山顶休息折腾了半天,直到身体逐渐冷却。别的登山者到了顶峰,叫ivan“随便给他揿一张”就下去了;或者环视一圈就下去了,丝毫没有留恋。小山鹰,或者是隼,在石头上盘旋,停下。他们好像只在山顶活动,因为路上并没有见到过。天空是那样苍茫,我们是那样劳累,但他们却如此灵巧,灵巧而且平和。我们的兴奋就更显得大惊小怪。他们飞一圈回来,看我们还在原地,眷恋着登高的兴致,不知做什么感想。
下山的路是漫长的。主要队形是由ivan领队,我跟在ivan后面,atelier殿后。主要方法是臀降。有一张照片是ivan回头拍我和Joanna,一个穿蓝色外套,一个穿大红外套,动作就像两个美少女战士,又像机器人。其实我们是很小心。我之所以要走在Joanna前面因为路是如此不明显,ivan又总是离开我们有一点距离,我希望自己能给Joanna留下脚步的指引,通过这样来增强我的责任感和勇气。
我们顺着山脊下山,除了那条山脊,周围应该是万丈悬崖。有的地方大概只有半米宽,好在浮云都在山脊边上,掩盖了深渊的形象。下山的道路特别无常,比上山的路更没规律。ivan总是走在很前面,因为他必须找到下一个红点。“看到了”,他会喊。
有一次我们要绕过一块悬崖边的大石头,那里安装了一根铁索。我们就要慢慢地拉着铁索挪动。我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手臂是否发挥了作用,自己的脚又发挥了什么作用。我也不知道自己的力量分配到了哪里,只觉得自己在做一件放在平常是不可能的事情。美好的是,没有人说这是“不可能”的。渐渐地,那些很让人怀疑的路都过去了,有时候是很艰难的一跃,有时候是垂直窄小的下降。屁股上的肉从来没有发挥过那么重要的作用,挣扎着,所有该有力的地方就都有力了,而石头都变得熟悉了。那一套在山上行进的规则就越来越清晰,虽然救命的红点还是若有若现。
我们回到草地的时候,太阳正斜斜地射来。我们对于在太阳下山以前回到预定的半山旅馆颇有信心,事实上这件事情后来也一波三折。我们不仅没有下降到我们预定的旅馆,而且因为怕天黑出事,去路都被封锁了。当我们手拉手摸向一间陌生的旅馆的时候,一块黑夜中的平地看上去都是莫大的奢侈。我们不知道下山路上的那个德国小孩怎样孤身不带手电筒地下到漆黑的森林里,也不知道那对美国青年是否能顺利在山上搭帐篷过夜,但是我们四个人真的坐在那个旅馆的餐厅里举酒碰杯了。
ivan说“其实我找不到红点的时候真的很担心。”atelier说“在乱世堆的时候一度确实很害怕。”Joanna说“我真是冤枉。来爬这座山纯粹是被骗了。”我说“我们都以为atelier知道凶险,原来根本没有人知道这是怎么回事。”atelier总结说“我们都很强。”
通往宿舍的走廊里有不少烘烤着的登山鞋和大袜子。男女老少自如地穿行期间。这一切都如此平常,好像周末公园散心归来晒晒衣服。没有人有剧烈的兴奋感,餐厅里谈笑风生的不少人都一脸的度假神情,却可能就是早就从山顶下来了的中老年人。
Alpspitze之后,Atelier曾试图像带我们一样,带他mm和若干男女朋友走走意大利的山,结果第二天一干人全部病倒,他只好端粥送水地伺候着。再有一次,他和德国朋友要再去登山,唯一的一个中国女生说去不了,除他以外的唯一一个中国男生只好半道送她回去。所以,虽然后来atelier登了奥地利的阿尔卑斯山,甚至印度喜马拉雅的一些山脉,暂时再没别的中国女人跟他同行过。
结结巴巴地絮叨了一个星期,如果你看了觉得无聊和可笑,只能怪我那过了气的得意了。呵呵。(终于完了)
照片:Joanna,我和ivan在山顶。Photo by Atelier, 2005-8-17.
Comments
日日锻炼,便是为了做一个称职的hiking 女,人生理想,只剩下为数不多的这点了。
再约定一次吧。我知道坦桑尼亚有座山,有爬头,更有探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