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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pspitze:2000 - 2628(三)

不知道谁被一块遥远的路牌吸引,我们都跟着爬上,也陷入了一片碎石坡。我第一次看到了冰川,很小一片,耷拉在山坡上。我们奋力爬到指路牌边上,一对中年德国夫妇正在他们下山的路上休息。他们打量了一下我们,诚恳地劝我们回去,说我们这样的装备是上不去的,而且会出危险。

我们自知装备不强,但毫不知道和现实要求的差距。我和Ivan穿了前一天在Rotenburg买的登山鞋,但不是专业的,只是能保证防滑而已。我们两个和Joanna都穿着牛仔裤,而Atelier穿了一条短裤,他说登山要穿短裤的,后来他就被刮伤了。但是他的鞋子是一双普通的运动鞋,虽然相对于Joanna的那双夏日款的休闲Nike而言已经很安全了。Joanna一天都在控制重心中攀爬,一边说:“这下要死了。”她不断打滑的Nike和这句“誓死要和死亡抗争”话给我自己的一路增加了很多安全感。

这对好心夫妇的话经过Atelier的翻译和转述之后,传到我们耳朵里就轻薄了许多。要我们在这里放弃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是来爬山的,虽然登顶这样的话没有人说出口过,但也没有人怀疑过。这就是四个人爬山和一个人、两个人爬山的区别。大家对彼此决心的估计都是高的,基于这种估计,就不会有人想耽误整体。

可是我们发现我们不能动弹。这个坡度仿佛要60度的碎石坡只能叫人鞋底打滑,跨一步退半步,根本无法上升。我们发现我们偏离了正常的路线,需要向右移动到旁边的路上去才能继续向上。这是我在整个旅途中感到最恐怖的时刻。虽然很难想象这么一直僵持在坡上的人生啊未来啊,但我同样无法想象自己还能移动。ivan能给我技术上的指点,譬如人不要趴下,要站起来,“你看,我就可以站起来”。还有,要习惯脚底的打滑,相信可以在打滑中移动。可是我很难被说服去尝试。有一度,Atelier擅自爬到一块大石头上,发现没有出路,但一只脚找不到了下降的支点。我看到他的腿在发抖,ivan挪过去,用手托住他的后脚跟,他才降落了下来。他后来回忆说这真是他最惊现的时刻。

我能走出困境也是通过ivan帮我托住脚后跟的。这主要是心理上帮助,好像慢慢地才又相信了一些“可以”。而Joanna在这个烂坡上镇静、独立的表现令我十分佩服。我们的脚只是属于我们自己,不属于别人,也无法用别人的脚或者手来替代。在那样的条件下,我们之间只能用语言和表情来联系。人的孤独是真实的,无论谁对自己疏忽了,坠落了,其他的人恐怕只能注视。但是语言中传递的技巧和方法,叮咛和鼓励也是真实的,就算彼此碰不到也无法碰到,你知道这一切都会过去。

果然,我们顺利站回了正途,对于危险性也有了具体认识。Atelier说,根据山的形成原理,碎石坡的出现标志着山顶已经不远了。“但是我们不要着急,慢慢爬。”

再回头去看那对试图劝解我们的德国夫妇,早就不见了。(待续)

照片:Joanna和Atelier站在碎石坡上。Photo by Ivan, 2005-8-17.

Comments

Unknown said…
我之前在那个帝国时代的Blog上看到你爬山的照片啦.呵呵.
Unknown said…
竟然跑到alpen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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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性恋爱

ivan的爸爸讲过一个他们知青的故事。在黑龙江一个很冷的冬天,同去的一位上海女知青哭着从房间里冲出来投了井。人们猜测她未必真想寻死,因为那井的深度是淹不死人的。她没有淹死,被冻在井壁上的冰给来回地撞死了。 那个女知青是被抛弃以后想到跳井的。那个把他抛弃,或者说跟她分手的男知青喜欢上了别人。这个花心的人后来又甩了好几个女朋友,之后的女朋友也都气得想把那个男人踩烂,但他的恶名居然没有严重妨碍他找到下一任的女朋友。这件事情之所以叫人气得想跳井,除了黑龙江令人绝望的寒冷和知青生活本身的困苦之外,跟当年的人普遍只谈一次恋爱有关。 或者说,只谈一次能够公开的恋爱。公开恋爱关系就跟订婚了差不多,基本上单位领导和同志们也都被舆论和小道消息通知到了。在选择公开的恋爱对象之前,所有的地下尝试都只是尝试,是没有舆论保障和责任的。而在公开之后,他们就应该众望所归地结婚了。事实上,大多数人就真的结婚了。所以恋爱在那个年代应该是比现在重得多的东西。公开恋爱之后又被公开抛弃的女人可能仅次于离了婚的状态。 想到中国实行自由恋爱在七十年代而言,也只是半个世纪都不到的事情,人们可以公开恋爱关系应该已经是时代的进步了吧。若干年前我很不情愿地像奶奶陈述我换男朋友的事情,居然得到了非常积极地反应:“对啊,多挑挑才能找到好的!不要像我!”奶奶虽然主动选择了对包办婚姻的颠覆,她对她的第二任脾气甚好的丈夫也一直不满意——因为五十年代对离婚女人的偏见是她一气之下非要赶紧再嫁的重要动机。如果晚生五十年,她相信自己能嫁得更好。 再说回七十年代那种社会性的一次性恋爱,让恋爱和婚姻之间像丝一样的顺滑。我们的父母间能传入我们耳朵的绯闻极少,难得有一点点流露都显得很珍贵,非得捕风捉影才行。不是我好事,而是我确实不能相信一代人一辈子只谈一次恋爱。一次一个朋友跟我讲她爸爸之前的女友,几乎到了要结婚的地步,终于因为不够门当户对被对方家长横刀切断。那女孩子被父母锁在家里,硬是配给了一个高干子弟,而她父亲当时也是深受打击。我觉得那才是真的,只是他们不肯说罢了。 为什么没有人出来说说那种一次性恋爱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呢?第一次恋爱就结婚的那一代人,他们是不是就像所有之前和往后的人一样幸福呢?他们是更容易融合到对子女和家庭的宽容中去,还是牺牲了那个可能更适合自己的生活呢?他们更有理由对我们这些朝三暮四,挑三拣四的人说,你们才不知道爱情呢?还是他

Alpspitze: 2000 - 2628 (四)

变换队形是持续前进的方法之一。我想起很多之前的集体旅行,团队中的每个人都在行进中化成一个角色,像戏剧中的角色那样,具备鲜亮的、特定的色彩。这种色彩在旅行结束之后就融化到社会里消失不见,如同戏剧落幕之后,情节和情绪都被散场的人群带走,演员则走到了剧场外的马路上。 Atelier是上山时候主要的领队人,ivan则殿后压阵。有时候我走在Joanna前面,有时候Joanna走在我前面。我们忍不住要说很多话,“这块石头当心”“可以从这里走”“来得及来得及”“快了快了”之类的。快到山顶的时候,Atelier把第一个登顶的殊荣让给了我。幸好山顶留了一点点残雪,给我们的登顶增加了悲壮的气氛。Atelier取出相机,我们横拍竖拍,在标志顶峰的十字架边用各种姿态在数码屏幕上显示自己形象。Joanna总说“随便给我揿一张。”但张张都神采飞扬。我们能看到远处的其他峰,在云雾稍微散开的空隙。 我们在山顶休息折腾了半天,直到身体逐渐冷却。别的登山者到了顶峰,叫ivan“随便给他揿一张”就下去了;或者环视一圈就下去了,丝毫没有留恋。小山鹰,或者是隼,在石头上盘旋,停下。他们好像只在山顶活动,因为路上并没有见到过。天空是那样苍茫,我们是那样劳累,但他们却如此灵巧,灵巧而且平和。我们的兴奋就更显得大惊小怪。他们飞一圈回来,看我们还在原地,眷恋着登高的兴致,不知做什么感想。 下山的路是漫长的。主要队形是由ivan领队,我跟在ivan后面,atelier殿后。主要方法是臀降。有一张照片是ivan回头拍我和Joanna,一个穿蓝色外套,一个穿大红外套,动作就像两个美少女战士,又像机器人。其实我们是很小心。我之所以要走在Joanna前面因为路是如此不明显,ivan又总是离开我们有一点距离,我希望自己能给Joanna留下脚步的指引,通过这样来增强我的责任感和勇气。 我们顺着山脊下山,除了那条山脊,周围应该是万丈悬崖。有的地方大概只有半米宽,好在浮云都在山脊边上,掩盖了深渊的形象。下山的道路特别无常,比上山的路更没规律。ivan总是走在很前面,因为他必须找到下一个红点。“看到了”,他会喊。 有一次我们要绕过一块悬崖边的大石头,那里安装了一根铁索。我们就要慢慢地拉着铁索挪动。我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手臂是否发挥了作用,自己的脚又发挥了什么作用。我也不知道自己的力量分配到了哪里,只觉得自己在做一件放在平常是不可能的事情。

对电视新闻的一点偏见

在香港找工作的时候老有人问我:怎么不去凤凰试试?对我提这个问题的人中有一些是关心我这个大陆人的朋友,还有一些是面试我的人,譬如高级和通俗出版社的负责人。他们觉得我不去凤凰,也该去TVB,但就是不该找他们。 这是不是一种婉约的拒绝我已经不感兴趣。如果有时间,我会当场很诚恳地粗略讲述一遍大二时候的故事。如果没有时间,我就只好说:我已经不喜欢电视了。 听上去好像不是本雅明过,至少也该文化研究过似的。其实冤枉。不是电视节目的质量叫我愤懑——如果我愤懑,没准还很乐于投身去改天换地之类的,而是电视本身,或者说电视新闻中流动的图像给了我太大的刺激。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文化是可以专门研究的呢。 那个时候是大二暑假,所谓新闻系的小实习时间。(最近回去系里老师问我,是否觉得应该增加实习时间,我竟一时没了主意。)我在电视台一档新的新闻栏目工作,每天的主要任务是校对字幕。因为上海媒体从来不便也不敢发布对于本地进行批评报道,所以节目的生存之本就是努力揭露外地的惨剧和短处。所以我每天黄昏都是在饥肠辘辘的情况下,在努力分辨陕西山西湖南河北的口音中度过,不失乐趣。 才刚开始实习的一天,我字幕工作结束以后回到家,发现父母正在收看我刚刚校好的节目。我看到我们办公室的主播甜甜的脸和胸部以上的截图。她在报道农村生活不幸或者矿工遇难之类的事情时显示出了悲悯和气愤,我父母也喜欢她。这同她在办公室里走向化妆间的摇曳感,和给亿万富翁的老公电话商量晚上在哪个海鲜馆吃什么的娇嫩感,都没联系。伴随着她的悲悯和气愤,悲惨的故事就出现了,伴随着外地口音,农村拖拉机,还有我努力校对准确的字幕。 一种强烈的感觉是:这在我家客厅电视机里播放的,不是我在电视台里校对的那期节目。那么进而言之,更不会是记者在一线采访到的那些图像资料,更不可能会是事件被当事人讲述时候的那个情况,更不用说实事本身的模样。一连串的,串到一起的,让主持人带动观众悲悯和气愤的那个东西,被环环相扣的表达所消耗,最后剩下音乐,图像,现场声,字幕和作为逻辑的画外音。 我想对我爸妈说,“这不是我原来看到的那个。”但我又没有足够抓得牢的凭据去证明。只好想,要论什么虚拟真实(Virtual Reality),电视才是最大的赢家,网络又算什么?香港有线电视的新闻主播们为什么要为自己在地铁里做广告?如果他们没有在表演的话。 这件戏剧性不足的事情奠定了我对电视新闻的态度。我相信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