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大门口逡巡。透过一条缝可以望见绿色的电梯,电梯门开着,里面站着一个穿黑大衣的中年女人。
一个老头终于要开门进去。“你们要看什么?已经没东西可以看了。别人住在里面。哎呀,有什么好看的……”他说着就开了大门,说着我们就钻了进去。他一定已经和很多这样在门口逡巡的人讲过这个话了,怎么就是没人听呢。
公寓的大堂不很宽敞。我们躲着电梯,爬向左边的楼梯。电梯门关了,黑衣女人和老头上去了。这个六层的公寓,楼梯不很宽敞却好转弯,爬得有点喘气。你说,她以前一定在这楼梯上走过吧?瘦瘦地轻轻地上楼,是迅速地,急切地,堵了气地,还是得意的呢?手里拿着杂志么?提着给姑姑买的臭豆腐么?或者,她只是贪图坐电梯吧,开电梯的人老给她送牛奶和报纸吧?
一个楼梯只有两户人家,想必里面一定是大房子。走到半层楼的时候,能看到走廊边上的阳台。但那一定不是她斜依着听电车的地方。她的阳台应该是朝着赫德路的,就像我们在公寓底下看到的那样,白色的那么一勾,窄窄长长。而现在,那阳台对着一片拆空的工地,身后则是一座玻璃巨楼,紧贴着长起。
我们爬到三楼的时候,电梯也刚到三楼。老头和黑衣女人说着水电费的事情,就出来了。那60号房间,在最最上头,缩小的阳台,高高的房顶,人家的25岁,我的25岁。黑色的大门紧锁,门外是一个低着头的红色水喉。
电梯里的黑衣女人见到我们便笑了。“什么都没看到吧?这个房子解放后分配给老干部了,后来么当然自己产权买下来。现在这户人家已经到美国去了,房子空关着呢,不能进去了。”她反复摩挲着手里那只暖杯,眼神温和,皮肤白皙,长发披肩。那么端庄的女人,捧着暖杯开电梯。
出了电梯,我跑到红色木头的信箱那儿,指着最底层中间的一个信格说:“看呀,就是这个,60号。”用手指一点,薄灰上露出一个指印。女人也从电梯里走出来,站在楼梯上看着我们:“还有51号,她也住过的。”
她在51号住了两年,伦敦大学的梦因为战乱破灭后,她就去了香港,港大没读完,又回来了这里,改住到顶楼的60号,那是1942年,一呆又是五年,是她留给这座城市,也是这座城市留给她的最后的五年。
“51号那间房间里面住的老太已经90岁了,是个医生。他们家当初也是用金条把这个房子顶下来的。她先生说过,这幢公寓以前叫爱丁顿公寓,意大利人设计的。外面的纪念牌都写错了。”是呢,Eddington House,叫“爱林顿”是差了点。
“很多人来看,香港的,台湾的。但是没办法进去啊。人家90岁的老太太也吃不消的。里面是什么样子啊?实用面积160平米,两室一厅,两个卫生间。”她说不管里面住过什么人,这幢房子是优秀建筑,不会拆的。果然,周围都光秃秃了。只剩了现在叫常德路的赫德路边的梧桐树,还光着树干陪着公寓撑起一块最后相称的背景。
一个一脸倦容的上海媳妇进门来。黑衣女人又退回了电梯。那媳妇朝她嘀咕了一下,她笑着回答:“张迷呀。”这三个字刚飘出来,电梯门就合拢了。我们还来不及反馈,人家早就上去了。
照片引自Travellerseyes, 上海市常德路195号,常德公寓(1936年竣工)。60号房间应该是左上角那个小阳台的位置。张爱玲在这里写了《倾城之恋》,《金锁记》,《红玫瑰与白玫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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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车司机对我们说:“这个公寓进不去,后面的小商品市场很有名,可以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