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刚开始，Ivan警告我：请不要说“这里这里、那里那里”的话。
五分钟后，我还是忍不住说：金城武沿着兰桂坊往下追凶的那一路，于我都是熟悉的。我实在不能指认具体的街道名称，但那上坡下坡，街边的房屋脚手架，红色的出租车，圣诞老人，还有交错着的高架路的俯瞰，含糊中确实构建起了我对一座城市的记忆。我曾试图介入，但又不得。
我离开的时候，伤城的海报还在香港所有地铁里张贴着。12月，我用尽了所有的气力去对这座只能适度亲近的城市进行最后的情感构建。一方面，我是被他拒绝了，另一方面，我也把他拒绝了。教我不能坦然的是什么呢？教我不够真心的又是什么？我在离开他的一个星期之后，在一千多公里之外看他看得那么真切，又是在要什么？
这种让人想融入又害怕的对象，香港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我想发展同他发展关系，我探出头去，伸出手去，睁开眼睛，也努力吸气。但是我没有跨进去。你怎么知道哪个才是真实的？你怎么知道进去之后还能出来？出来之后你还是你么？这种猥琐的心态，可以解读为一个被思想包袱压迫得沉重的个体对实践的胆怯。
一个星期后，我还在香港。寒冬中的上海，冷得真切，却鲜活得过度。而香港却渐渐提炼了出来，有一种要开始被言说的端倪。这是我能够预见的，就像董桥从不在伦敦说伦敦，偏要回了香港才说伦敦一样。我或可被指责为在一个地方却不珍惜一个地方，待到走了才发掘出了感情，这确实是我的矛盾。我总有一种抑制不了的“想逃”——两年的香港学习如是，两个月的北京实习抑如是。然而除了上海，不再有城市如这两座般令我难忘。而每次，我都走得仓惶。
火车从红勘到大学的一路，我因奶奶在挂电话前一瞬间的哽咽而泪流不止。她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我想：患了老年性痴呆症的她，不知道下次再见还能否再认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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